收藏

它的活植物收藏从最初的两千种药用植物扩展到今天的五千余种，代表了超过90%的高等植物科。

这一分离标志着牛津植物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植物园更加专注于活植物收藏与公众教育，而植物学系则在南帕克路（SouthParksRoad）的新大楼里开展前沿的分子与生态研究。

它不仅是这场认知革命的“转折点”，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传统迁地保护的诸多短板，为后续2006年、2024/2025年RBGE活植物收藏政策的迭代、术语体系的完善，乃至全球迁地保护标准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古生物与地质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龙骨”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哺乳动物化石

专栏1十八世纪西班牙皇家植物科考档案收藏

从罗伯特·莫里森（RobertMorison）的分类学革命，到斯蒂芬·黑尔斯（StephenHales）的植物生理学实验——牛津植物园（OxfordBotanicGarden）不仅是一座植物的收藏所，更是一部用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写就的科学史诗。

如果说园子的活植物收藏是它的"肉身"，那么标本馆（Herbarium）就是它的"记忆"。

1854年，英国律师、植物收藏家亨利·菲尔丁（HenryFielding）将其私人标本馆捐赠给牛津大学。

特拉德斯坎特是17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植物收藏家之一，曾为丹比伯爵管理花园，其收藏后来成为阿什莫林博物馆的基础。

【核心概览】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RBGE）为标杆的全球植物园，悄然完成了一场关乎植物保护的“认知革命”——野生来源术语从“采集导向”的wildorigin，一步步蜕变为“溯源导向”的wildprovenance，活植物收藏与迁地保护的范式也随之迭代升级。

两大植物园的科研人员、馆藏管理者已清晰认知植物收藏的殖民溯源，也通过档案整理、专题会议、学术研究等内部举措，梳理植物园在殖民贸易、物种垄断、经济植物掠夺中的核心角色。

英国剑桥大学维贝·尼尔森（VibeNielsen）2023年发表于《博物馆管理与策展》（MuseumManagementandCuratorship）的文章，基于田野调查数据，聚焦两大植物园的植物收藏、命名体系、公众科普叙事三大维度，揭露现代植物学体系中被长期遮蔽的殖民遗留问题。

园区设立之初兼顾药用植物驯化、本土资源普查、国际学术交流三大职能，跳出中世纪草药园局限，以现代分类学思路运营植物收藏。

2帝国标本：殖民体系下的植物园收藏逻辑

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皇家和贵族建立了自然历史的收藏室，并扩大到一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