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精神医学的规范正在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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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婉笛 特约记者 杜巍巍
青少年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频发，已成为全社会高度关切的公共卫生议题。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刘忠纯表示，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等全面渗透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如何依托数字技术优化心理和精神卫生服务，同时规避风险，成为行业领域亟待应对的课题。他围绕数字环境的影响、前沿技术的落地、临床应用的规范等话题，为未来精神医学的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1.数字环境成为心理健康的重要变量
健康报 ： 当前，人们对互联网、数字媒介的使用几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惯性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领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忠纯： 当前，全球社交媒体用户规模超50亿，网民日均使用时长约2小时33分钟，95%的青少年保持着较高频率上网的习惯，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数字媒介已超越单纯娱乐工具属性。对于临床上很多青少年患者而言，线上空间已是他们主要的生存社交环境之一，临床诊疗必须将数字行为纳入综合评估体系。数字媒介正从神经、认知、情绪、社会文化等层面全方位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轨迹。
在神经生物学层面，短视频、社交软件持续刺激大脑多巴胺奖赏回路，极易催生类似物质成瘾的行为依赖；认知层面，长期碎片化多任务切换、无节制刷屏，会直接造成人们持续注意力衰退、工作记忆损伤、执行功能下降，不少青少年因此表现出类似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临床症状；情绪层面，线上社交可能加重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孤独感等，容易形成“线上社交越热闹，线下独处越孤独”的心理悖论，网络攀比、霸凌更是青少年自伤、自杀意念的重要诱因；社会文化层面，算法的推送构建了信息茧房，造成青少年自我身份认知紊乱，线上交往模式又会反过来重构青少年线下人际相处的逻辑。除此之外，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叠加情绪亢奋，也在大幅延后青少年的入睡时间，睡眠紊乱又进一步加重了各类情绪问题。
健康报：基于这样的背景，精神科临床诊疗体系是否该将相关影响因素纳入进来？
刘忠纯： 确实，反观现行精神科临床诊疗体系，会发现一些明显的盲区。
其一，青少年数字媒介的使用行为极少被纳入标准化评估流程。其二，国际通用的DSM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尚未纳入电子屏幕使用时长等评估指标。其三，数字媒介等对神经、精神的影响有其特殊机制，但目前大多临床医师未接受相关专业知识的系统培训。其四，青少年就诊者极少主动自述数字媒介的使用问题，多数信息仅由家长转述，事实上，门诊中所见辍学、情绪失控的青少年，几乎全部存在数字媒介过度使用的行为。
对此，行业需尽快明确方向，在将数字行为纳入标准化评估量表的基础上，开展普惠性心理健康科普，搭建同伴互助支持平台，推动数字健康话题纳入公共议题讨论，推进建立以循证依据作为支撑的心理筛查与干预的完整框架。
2.必须主动规划AI 参与心理服务的方式路径
健康报：近年来，一系列青少年心理健康数字工具落地开花。这些工具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隐患值得注意？
刘忠纯： 目前，青少年心理健康数字工具类型主要可分为抑郁、自杀等风险智能筛查与风险预判系统，门诊智能分诊、个性化治疗路径规划应用，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BT）的聊天、心理干预机器人，以及提供全天候症状动态追踪、治疗依从性智能服务工具等。对比传统诊疗模式，AI工具具备一些特有的服务优势。
一是打破地域限制，面向乡村、偏远地区青少年提供低成本的心理支持，有效缩短线下就诊漫长的候诊周期。
二是实现服务的规模化，用较少的人力成本即可覆盖海量青少年群体。
三是统一基础服务的标准，依托循证医学形成规范化、低强度的心理干预方案。
四是降低病耻感，经线上渠道测评、干预，青少年更容易减少线下就诊时的尴尬。
五是实现全周期持续监测，填补多次就诊之间的随访空白，实时捕捉情绪恶化的预警信号。
六是构建人机协同诊疗模式，AI自动识别高风险个案，第一时间推送，医师及时介入干预。
七是提升医疗公平性，以往难以触达的边缘、弱势青少年群体有更多机会寻求帮助。
但在享受技术带来的助益时，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引发的风险。AI系统不存在绝对中立属性，数据训练、算法逻辑、产品交互设计中存在的缺陷，均可能诱发、加重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当前，相关数字工具存在几类容易暗藏隐患的应用场景。
第一，聊天机器人有时会放大妄想，加上线上咨询缺少临床医师全程监管，用户可能产生“有了问题无需就医，仅靠机器人就可以”的错误认知。
第二，“算法回声”效应可能持续放大有害内容的影响，用户浏览负面内容后，平台会持续推送同类信息，不断强化负面认知。
第三，青少年易错误解读AI评估结果，将机器输出的通用结论强行对应自身情况，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和自我否定。
第四，无节制使用数字化工具可能进一步加剧睡眠剥夺，长期在线上进行倾诉，可能造成心理代偿失衡，情绪问题持续加重。
健康报：当前，AI工具在精神医学领域的开发、使用应如何正确定位？
刘忠纯： 精神医学领域对AI应用的核心定位必须明确：机器的评估和干预不能替代线下治疗，而应发挥辅助、工具的作用。例如，可以依托AI工具开展成规模的心理健康科普，搭建校园、社区智能心理筛查与分诊工具，在患者复诊间隙进行跟踪、随访，推进相关健康数据的无感、被动采集，同时协助进行心理表型科研工作。
精神医学领域必须主动规划AI参与心理服务的方式路径——这应该是当下行业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
3.“从青少年出发、为了青少年”
健康报：据悉，您正在牵头制定青少年心理评估相关国家标准。在您看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AI工具的使用有怎样的边界？精神科医生的角色是否也在一系列变革中发生变化？
刘忠纯： 为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引入AI工具，伦理规范是绕不开的话题，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要坚持工具使用的安全性、可问责性和透明度。在这方面，相关应用存在几类容易被忽视的伦理风险。
第一类为临床风险，AI工具可能遗漏用户自杀意念、共病风险等高危信号；医师可能过度依赖AI报告，延误诊疗；复杂个案中，AI工具难以完成精细化临床判断。
第二类为算法风险，AI算法决策过程不透明，未成年人认知有限，难以完整知晓AI在诊疗中的作用；AI干预与青少年自主选择的边界难以明晰。
第三类为隐私安全风险，青少年的敏感心理数据批量存储于线上，存在泄露、违规使用的隐患，研发与使用全程必须严格遵循数据隐私相关法律法规。
第四类为公平偏见风险，现存的算法训练样本中，农村、偏远地区青少年数据不足，算法偏见可能会进一步放大现有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第五类为落地实施风险，AI系统与医疗机构现有诊疗流程适配度低，人机沟通缺少人文温度，易造成青少年抵触、放弃干预。
当前，多数心理AI工具由成年专业人员设计，没有充分倾听青少年的真实感受及成长诉求。我们应该致力于推进心理支持从“以系统为中心”到“以青少年为中心”的转变，打破仅限于线下的传统诊疗模式，构建学校、家庭和社区联动的支持网络，利用技术支持建立真实人际关系。
行业应多关注“BY4Y”模式，即“从青少年出发、为了青少年”，联合青少年共同进行工具研发，设计兼顾可及性、青少年参与意愿、地域文化适配性与实际使用价值的工具，让青少年的真实需求成为评估、干预方案设计的核心依据。
如今，数字网络早已深度嵌入青少年成长全过程，数字化环境应被视作精神医学研究、临床诊疗中的重要环境变量，因而，精神科医生也被赋予了新身份。他们是临床诊疗的执行者、青少年心理健康权益的倡导者、行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引领者、心理数据与人类真实情绪体验的解读者。但即便如此，数字化技术也无法替代真实的人际陪伴与医患沟通。对于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领域从业者而言，主动接纳、规范引导AI技术应用，坚持青少年本位的干预、诊疗思路，才能在AI时代下真正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健康报：未来，AI工具可能越来越多地参与精神医学的决策。在您看来，AI与精准精神医学的结合点主要在哪些方面？在AI浪潮中，行业应该秉持怎样的方向？
刘忠纯： 在行业前沿领域，AI工具有很多优势发力点。例如，加强风险监测，通过监测数字行为，识别自杀风险或疾病复发的早期迹象；关注遗传易感性，识别精神障碍相关基因变异，帮助临床医生判断哪些青少年更容易形成成瘾行为模式；带动研究范式从单纯识别障碍向促进安全、稳定、支持性关系的建立转变。
身处精神医学领域和AI产业发展的路口，我们在拥抱新技术的同时也必须明确，AI可以助力但不能取代临床医生；决策可以由AI驱动，但必须对患者履行告知义务；要充分保护相关健康信息；AI工具的设计要遵循基于证据的照护标准；需将有精神疾病亲身经历的人群纳入相关工具的设计与使用行为中。未来已来，行业的标准和规范也正在被重塑，我们必须做好充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