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黄天荫：打破临床转化瓶颈补足医药“从0到1”创新短板
新华网北京7月21日电（吴起龙）7月18日，以“向新而行 向实而生”为主题的首届医药协同创新大会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会议期间，英国皇家学会院士，美国皇家医学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医学院院长黄天荫接受媒体采访，围绕医药原始创新、临床转化瓶颈、跨学科人才培养、AI制药前景等议题，分享其观察与思考。
在黄天荫看来，中国创新药产业近年来蓬勃发展，但“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仍存在短板，生物医学领域的临床转化断代问题客观存在。“中国‘0-1’创新一个很重要的瓶颈，就在医疗体系与临床阶段。我们的医疗体系和医院整体仍以服务患者为核心定位，尚未形成完整支持医药创新转化的架构，这个转化过程很难但也会很快实现。”他说。
临床转化断代，存体系与人才双重制约
对于“我国生物医学创新面临临床转化断代”的判断，黄天荫表示认同。他指出，这种断代首先体现在医疗体系的功能定位上。长期以来，国内医院的运营管理与发展逻辑均以临床医疗服务为核心，主要承担患者诊疗职责，支撑转化医学发展的学术型、研究型医院体系尚未完全成型。
“美国用了差不多100年时间，才逐步将部分医院发展为研究型、学术型医院，而非只注重医疗服务的大规模医疗机构。”他说，我国已明确转化医学的战略重要性，但医院架构、运营思路与医生培养模式仍延续多年形成的传统路径，向支持创新转化的体系转型需要时间沉淀。
除医疗体系架构外，人才培养体系的适配性不足是另一个短板。黄天荫提到，当前国内医学院的培养目标仍以临床医师为主，核心职责是服务患者、解决临床问题，与转化医学、转化科研的产业发展需求存在错位。能够同时深耕临床与科研、推动科研成果向临床应用落地的医师科学家群体规模不足，成为“从0到1”原创药物研发的关键人才瓶颈。
探索跨学科育才，着力培养医师科学家
作为国内医工交叉人才培养的先行者，清华医学院的培养模式备受行业关注。黄天荫介绍，清华医学的核心方向之一就是推动交叉学科建设，这种交叉并非局限于基础医学到临床医学的传统路径，而是构建了多学院协同的立体化培养体系。
“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都纳入我们的培养体系，还有新成立的医疗管理学院，负责政策、体系与制度层面的研究，多个学院共同支撑医学人才培养，打下了扎实的多学科基础。”黄天荫说。
在具体培养模式上，清华医学院采取双轨并行的思路。一方面持续优化八年制医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更面向未来布局跨学科人才培养，目前已有三批学生入读。这批学生本科阶段具备工程、法律等不同专业背景，再进入临床医学领域深造，形成与传统医学生差异化的知识结构，这也是清华医学打造的人才培养示范方向。
在他看来，医师科学家的培养没有唯一标准路径。既可以走“先临床、后科研”的传统模式，完成临床培养后再攻读学术型博士；也可以选择“先科研、后临床”的路径，先完成学术博士阶段训练，再进入临床规范化培训。“两种路径各有优势，很难说哪一种绝对更好，提供多元培养方向很重要，包括工科、AI等背景的人才转向基础科研，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
而实现多元培养的核心前提，是打通院校与医院的管理体系。黄天荫坦言，当前国内学院与医院分属两套管理架构的情况普遍存在，而推进统筹管理，人才入职、评估均由统一的医学体系完成，确保不同岗位人才拥有一致的目标与评价标准，这也是美国转化医学体系的成功核心。
回归患者需求，凝聚医药创新产业共识
当前，医疗机构、患者群体与药企、资本市场对首创新药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是行业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在黄天荫看来，填补认知偏差的核心，是所有创新参与方都要回归医药创新的本质目标。
“从生命科学到基础医学，再到药学、临床医学，所有相关学科其实只有两个目标：一是维护人的健康状态，二是治疗已发生的疾病。”黄天荫强调，所有创新都必须围绕患者需求与健康需求展开，只有明确患者的真实痛点、诊疗与生活需求，才能用技术与科研真正解决问题。如果脱离临床实际需求，研发就会失去核心方向。
针对近年来热度居高不下的AI药物研发，他表示，AI赋能新药研发的方向值得肯定，但整体仍处于发展早期。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目前都尚未出现真正由AI推动诞生的首创新药。AI的核心价值在于缩短实验周期、提升研发效率，而非凭空创造全新药物；行业需要对技术发展保持耐心，客观看待AI在医药创新中的定位。
谈及与药学院的协作时，黄天荫透露，交流的核心话题始终围绕“临床需求”与“药学前沿”双向互动——他会向药学院提出临床面临的真实问题，药学院则反馈前沿药学技术的突破方向。这种临床与药学的常态化交叉交流，是推动创新落地的核心机制。未来随着新园区建成，各学院与研究型医院共处同一空间，多学科交叉的深度与频次将进一步提升。
筑牢基层慢病管理体系，促进早诊早治
作为深耕眼科领域多年的国际临床专家，黄天荫对我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等眼底病的防治现状有着深入体察。在他看来，眼底病筛查、早诊与用药可及性的短板，本质上是整个慢病管理体系短板的缩影。
“我看过几千名中国患者，中国的糖尿病与糖网患者管理模式，和国外有明显不同。”黄天荫指出，核心差异在于家庭医生体系的缺失。国内患者缺乏固定的全科/家庭医生负责全周期慢病管理，血糖、血压等基础指标管控不到位，最终导致眼底病、肾病、心血管疾病等各类并发症高发。
他进一步解释，在成熟的医疗体系中，一名患者通常有固定的家庭医生负责数十年的健康管理，对患者病情有完整连续的认知。而国内患者往往辗转多家医院、接触多位医生，疾病管理缺乏连续性。
“这种情况下，即便有AI筛查等技术手段，也难以有效衔接后续诊疗，筛查结果无法转化为持续的健康干预。”黄天荫说，要真正实现眼底病的早诊早治与用药可负担，首先要筑牢基层慢病管理体系，建立连续的患者健康管理机制，这是实现患者价值医疗的根基所在。
黄天荫表示，中国医药创新向“从0到1”升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医疗体系、人才培养的长期转型，也需要产业各方回归临床需求的本质共识。随着政府、学界、产业与资本的协同发力，我国医药创新的转化链条将逐步打通，源头创新的发展基础将不断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