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宫颈癌防控的“第二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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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健康。近年来，宫颈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2025年11月，我国正式将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国家免疫规划HPV疫苗接种服务，并将其纳入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事项目。截至今年2月，我国各省份均已开展HPV疫苗采购工作，并陆续开展免费疫苗接种。
毋庸置疑，HPV疫苗正在我国防控宫颈癌的“正面战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源源不断地为此提供着至关重要的“策应”“弹药”保障。这是公众不熟悉的、属于科研工作者的“第二战场”。
近期，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赵方辉作为代表接受了本报专访，讲述了这场跨越30年的科研进击之路。
□本报记者 崔芳
健康报： 为什么很多对于我国宫颈癌科学防控的回顾，会从20世纪90年代谈起？那是怎样的一个节点？
赵方辉： 我们讲科学防控宫颈癌，就是要通过科研不断探索，从病因、筛查、诊断、干预等方面深入了解宫颈癌，进而控制其发生发展。我们要先知道宫颈癌的病因是什么。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还处于广泛论证阶段。围绕这一问题，当时存在多种假说、判断。其中，德国病毒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在宫颈癌组织中发现了HPV16和HPV18型，并进而提出HPV可能在宫颈癌的发生中发挥了作用。
到底哪种假说更站得住脚？究竟宫颈癌是由什么引起的？我国学者需要自己寻找答案，为我国乃至全球的宫颈癌防治策略提供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一方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从人群基础上看，HPV是不是在中国的女性中广泛感染；另一方面，针对宫颈癌的病变组织，在实验室确认HPV是否存在，以及其具体型别。知道了中国女性感染的HPV型别特征，才有助于后续筛查和干预措施更加精准并能适合中国人群。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宫颈癌各种筛查技术的研究，寻找到适合中国的宫颈癌筛查方案。
通过上述工作，我们在中国印证了哈拉尔德·楚尔·豪森的猜想，并首次证实，HPV检测是适合中国宫颈癌初筛的方法，实现了宫颈癌筛查从细胞形态学向分子生物学的变革。
直到2008年，上述流调覆盖了全国9个省市3万多名女性。通过流调，我们第一次发现中国女性HPV的流行分布特征，为确定宫颈癌防控重点人群、重点阶段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此基础上，从2009年开始，我国正式启动了覆盖全国的女性“两癌筛查”项目。
健康报： 如果把筛查和疫苗作为宫颈癌防控关键的“两条腿”，这“第一条腿”就算是迈开了。那么，“另一条腿”（疫苗）是怎么迈出去的？
赵方辉： 当科学家搞清楚了HPV感染与宫颈癌的关系，也意味着疫苗的研发有了前提和基础。2006年，全球首款HPV疫苗在美国获批上市。作为目前唯一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的癌症，HPV疫苗的研制成功为宫颈癌防治提供了有力武器。
但一个疫苗要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其实是有很多条件的。首先，要考量必要性。也就是这个疫苗所预防的疾病，它在中国的疾病负担有多大？这需要大规模流调和筛查来回答。其次，这个疾病是否有合适的预防措施，这个措施是否有效？虽然国外的HPV疫苗问世了，但还有一道科学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疫苗是不是能够保护中国女性？保护力有多少？
所以从2008年起，我们开始在国内开展HPV疫苗的临床试验。经过长达8年的中国人群HPV疫苗临床试验，我们证实了该疫苗可以有效阻止HPV16和HPV18型感染宫颈细胞，这两种病毒与欧美女性约70%的宫颈癌病例相关，而在中国宫颈癌患者中，这两种型别的占比约达84%。这意味着，二价HPV疫苗对中国女性的保护效果更高。上述临床研究促使了2016年首个进口HPV疫苗在国内获批上市。此后，我们又先后开展了四价、九价疫苗的临床试验。
验证了安全性、保护力，有疫苗获批上市了，我们的研究却并不能停止。因为要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还要考虑疫苗能不能保障供应，以及相关费用国家能不能负担得起。当时，进口疫苗成本过高、供应有限，难以普及。因此，中国原创HPV疫苗的研发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积极推动国产HPV疫苗的研发、临床试验，终于在2019年，首个国产HPV疫苗成功获批。自此，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自主研发和生产HPV疫苗的国家，彻底打破了外资企业的技术垄断。国产HPV疫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生产工艺稳定、产能更可控、成本更低。更重要的是，其临床数据完全对标国际标准，针对HPV16、HPV18型相关的癌前病变，保护效力达到100%，对其他高危型别也有良好的交叉保护效果。
健康报： 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听起来令人振奋。有了国产疫苗，加上规模化供应，是不是意味着疫苗就可以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科研支持可以功成身退、画上句号了吗？
赵方辉： 不是这样的。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我国要基于本土的科学证据开展研究，探索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沿着最优的路径实现消除宫颈癌的目标。
2021年3月，我们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为了实现消除宫颈癌的目标，中国需要在2021—2035年增加对宫颈癌预防的投资，并提高投资的使用效率。不论是从卫生经济学，还是从公共卫生服务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都是值得的，因为与维持现状相比，它将在2021—2100年为中国节省约7000亿元的经济支出，且多挽救1.16亿人的质量调整生命年，并额外避免约751万宫颈癌新发病例和253万宫颈癌死亡病例。这项研究为中国量身定制了一条通向消除宫颈癌目标的优化路径，并量化评价了该路径的效果和成本效益。
同年，全国爱卫办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以加强宫颈癌综合防控为突破口，开展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工作。短短3年的时间里，试点城市从第一批的15个扩大至28个，并带动了全国18个省份50余个地区启动了疫苗免费或补贴接种政策。正是这些试点的成功经验，加上国产疫苗的技术、产能、成本三重保障，最终推动了HPV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
现在，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比如，在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大背景下，一些地区如果想当“优等生”，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加速推进宫颈癌防控，还可以有哪些“自选”方案？不同方案能带来什么不同的远期效果？如何选择适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更优路径？这些都需要我们的研究提供科学支持。
此外，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我国在消除宫颈癌行动中体现着大国担当。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我们还在积极帮助和支援尼泊尔、缅甸、老挝、柬埔寨、坦桑尼亚等东南亚和非洲地区宫颈癌的防治工作，在全球消除宫颈癌的进程中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