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从文艺复兴药草园到国家植物园：五百年植物守护史留给当代的使命担当

速读：城市居民远离原生自然，植物园是普通人近距离认识本土植物、理解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窗口。漫步城市植物园，对着铭牌辨认草木时，很少有人知晓：我们脚下这片栽种万千植物的园地，跨越近500年，从文艺复兴意大利的天然药草园（Hortussimplicium），一步步演变为今天承载全球生物多样性重任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两份跨越年代的核心文献——意大利植物学家弗兰科・佩德罗蒂（FrancoPedrotti）对意大利植物园五百年演化的梳理，以及华南国家植物园团队《全球植物园发展历史、现状与展望》的系统综述，串联起东西方植物园完整发展脉络，也清晰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步入国家植物园时代，我们该扛起怎样的全新使命？大学药用植物园阶段（16–17世纪）：核心使命——医学教学、药用植物分类；东方古代园圃重实用、重本草、重人文，却未形成标准化、系统化的现代植物园建制，这一转折，发生在16世纪文艺复兴的意大利。

从文艺复兴药草园到国家植物园：五百年植物守护史留给当代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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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7-29 16:16

| 个人分类: 研究随笔 | 系统分类: 观点评述

1 500年沉思：我们为何需要植物园.png

漫步城市植物园，对着铭牌辨认草木时，很少有人知晓：我们脚下这片栽种万千植物的园地，跨越近 500 年，从文艺复兴意大利的天然药草园（ Hortus simplicium ），一步步演变为今天承载全球生物多样性重任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两份跨越年代的核心文献 —— 意大利植物学家弗兰科・佩德罗蒂（ Franco Pedrotti ）对意大利植物园五百年演化的梳理，以及华南国家植物园团队《全球植物园发展历史、现状与展望》的系统综述，串联起东西方植物园完整发展脉络，也清晰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步入国家植物园时代，我们该扛起怎样的全新使命？

1 溯源：东西方药草文明，现代植物园的共同源头

植物园的火种，分东西两条文明脉络缓缓点燃，二者初衷高度统一：以活体植物为载体，开展药用认知与植物研究。

东方：华夏本草园圃，植物园思想最早雏形

华夏文明早在公元前 2800 年便诞生 “ 神农本草园 ” ，被学界公认为药草园（ Herb Garden ）思想源头。先秦《神农本草经》奠定本草体系；隋代设立太医署国家药园，专职 “ 药园师 ” 负责药用植物栽培、辨识教学，是世界早期规模化药用植物园与药学教育机构；北宋司马光独乐园划分药草畦区，按蔓生、木本、草本分类栽植并挂牌标识；明代朱橚开辟救荒植物种植园，写成《救荒本草》；清代吴其濬营建 “ 东墅 ” 实验园，实地观测培育植物，最终著成《植物名实图考》，构建起中国古典植物观测体系。

东方古代园圃重实用、重本草、重人文，却未形成标准化、系统化的现代植物园建制，这一转折，发生在 16 世纪文艺复兴的意大利。

2 东方之源：华夏本草园圃的思想雏形.png

3 西方之始：文艺复兴大学药草园的诞生.png

西方：文艺复兴大学药草园，现代植物园正式诞生

16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诞生全球首批现代植物园，全部依托大学医学院创办，核心功能为医学生辨识药用植物，定名天然药草园（ Hortus simplicium ）：

1543 年比萨植物园（ Orto Botanico di Pisa ），由植物学家卢卡・吉尼（ Luca Ghini ）创立，后三次迁址，原址不复存在； 1545 年 6 月帕多瓦植物园（ Orto Botanico di Padova ），威尼斯共和国划拨 2 公顷土地，自建成从未更换园址，是全球现存原址不变最古老植物园； 1545 年 12 月佛罗伦萨植物园（ Giardino Botanico di Firenze ），同样出自卢卡・吉尼之手。

帕多瓦植物园极具时代象征意义：圆形外墙包裹方形园区，十字步道沿用古罗马城市主轴线德库马努斯（ Decumanus ）设计逻辑，既是医学院教学基地，也是文艺复兴 “ 人观察自然、解读宇宙 ” 思想的具象载体。园内至今留存 1585 年栽植的欧洲矮棕（ Chamaerops humilis L. ）、 1680 年栽种的三球悬铃木（ Platanus orientalis L. ），近 500 年古树与原始布局共生，成为活的植物历史标本库。

16–18 世纪，欧洲植物园逐步突破单一药用功能： 1795 年巴勒莫植物园（ Orto Botanico di Palermo ）占地达 10 公顷，植物收藏范围大幅拓展； 19 世纪依托高校网络全面普及，那不勒斯植物园（ Orto Botanico di Napoli ）以 12 公顷规模成为南欧代表，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启城市公共植物园树木园（ Arboretum ）和高山植物园（ Alpine Botanical Garden ）等特殊类型，如 1897 年建成的查努西亚高山植物园（ Chanousia Alpine Botanical Garden ）； 20 世纪世界各地的植物园树木园如雨后春笋，专门聚焦植物多样性保护，逐步完善生境保护和多维功能使命需求。

2 五百年功能迭代：从药材课堂到生物多样性诺亚方舟

综合两份文献可见，全球植物园发展可划分为五大阶段，功能持续迭代，但底层核心逻辑从未改变：连接人与植物，留存植物种质资源。

大学药用植物园阶段（ 16–17 世纪）：核心使命 —— 医学教学、药用植物分类；代表性植物园如意大利三大早期植物园、英国切尔西药用植物园（ Chelsea Physic Garden, 1673 ）；经典综合植物园阶段（ 18–19 世纪）：核心使命 —— 全球植物引种、植物分类学研究；代表性植物园如英国邱园（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从药用园转型为全球植物探索中心，奠定现代植物园科研范式；殖民地热带植物园阶段（ 18–20 世纪初）：核心使命 —— 经济作物引种驯化，服务全球农业贸易；代表性植物园如茂物植物园（ Kebun Raya Bogor, 1817 ）、新加坡植物园（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1822 ）；城市公共植物园阶段（ 19 世纪中后期起）：核心使命 —— 公众园艺休闲、基础自然科普；伴随欧洲公园运动兴起，植物园褪去贵族专属属性，向全民开放；生物多样性保护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国家植物园时代）：核心使命 —— 迁地保护为第一要务，兼顾科研、生态教育、野生植物野外回归。

两份文献共同提出一个核心观点：植物园外在功能随时代扩容，连接人与植物、保存植物种质的核心使命恒定不变。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建园只为让医生认清草药；工业时代，植物园成为收集全球奇花异草的标本库；如今气候变化、物种灭绝危机加剧，植物园被赋予 “ 生物多样性诺亚方舟 ” 的全新定位，迁地保护上升为首要职责。

数据印证保护成效：全球约 30% 已知维管植物（ 105634 种）收纳于各国植物园活体收藏；中国植物园迁地栽培维管植物 29581 种，本土野生植物 15693 种，覆盖我国已知本土维管植物约 52% ，对国内受威胁植物迁地保护覆盖率达 59% ，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30% 、欧洲 42% 、美国 40% 。

3 全球共性困境：古老植物园的时代难题，也是中国建设的参照

弗兰科・佩德罗蒂针对意大利老园提出的现实困境，在全球历史名城植物园普遍存在，也为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供关键警示：

城市挤压与生境破碎化：欧洲百年植物园全部嵌入城市建成区，城市热岛效应（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建筑遮挡、人为干扰持续破坏古树与原生栽培生境；国内北京、南京、庐山等老牌植物园同样面临城市扩张挤压；多重资源压力：历史古树养护、种质资源保育、科普场馆运维资金缺口长期存在，老园历史遗产保护与现代化保护需求难以平衡；单一园所保护能力局限：仅依靠高校附属综合植物园，无法覆盖高山、荒漠、热带、药用植物等特殊生境物种，保护网络存在明显盲区。

对应解决方案，两份文献形成统一共识：构建多层次多元化植物园体系。意大利依靠大学植物园 + 高山植物园 + 树木园互补布局；我国则规划 “ 以国家植物园为核心、区域特色植物园为骨干、专类迁地保护站点为补充 ” 的完整网络，发展药用植物园、树木园、高山植物园、作物种质圃等特色机构，补齐单一园区保护短板。

4 国家植物园时代：当代植物园三大核心使命

立足两份文献的理论总结，结合我国植物保护现状，步入国家植物园时代，植物园需要同步承担三重不可替代的时代任务：

使命一：筑牢迁地保护核心底座，守护濒危野生植物种质

迁地保护（ Ex situ conservation ）是国家植物园的立身之本。不同于古代仅收集药用、经济植物，现代保护目标覆盖本土特有种、极小种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广东区域数据显示，省内植物园保存 64% 本土受威胁维管植物、 83%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维管植物，区域保护成效突出；全国植物园迁地保育药用植物 6949 种，覆盖国内半数药用植物资源，为中医药资源永续利用提供种质储备。

未来核心方向：完善活体植物档案、厘清野生种群遗传多样性、推进迁地保护与就地保护（ In situ conservation ）联动，开展濒危植物野外回归，打通 “ 收集 — 保育 — 繁育 — 野外重建 ” 完整保护链条。

使命二：深耕基础植物科学研究，支撑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五百年发展史证明，植物园始终是植物分类、植物地理、资源发掘的核心实验室。从卢卡・吉尼创立全球首个植物标本馆，到卡尔・林奈（ Carl Linnaeus ）在乌普萨拉植物园完善双名命名法，再到邱园构建全球植物区系研究体系，植物园持续产出改变植物学科的核心成果。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需依托活体收藏优势，开展植物分类、种质评价、代谢产物开发、濒危物种繁育技术攻关，挖掘野生植物药用、经济、生态价值，兼顾生态保护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使命三：全民生态教育阵地，搭建公众与自然的桥梁

文艺复兴时期植物园只为学者、医学生开放，如今生态教育（ Ecological education ）成为植物园核心公共职能。城市居民远离原生自然，植物园是普通人近距离认识本土植物、理解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窗口。

针对老城植物园困境，文献提出兼顾历史人文与科普教育：在保护古树、历史园林格局基础上，打造分层科普线路，面向青少年、市民、科研工作者提供差异化自然教育，传承五百年植物园人文科学记忆。

5 五百年园圃启示，让植物园活在当下、回应未来

从 1543 年比萨第一座药草园落地，到如今全球三千余座植物园织就植物保护网络，植物园从来不是静止的园林古迹。佩德罗蒂对意大利五百年植物园的复盘、黄宏文团队对全球体系的系统梳理，共同揭示一条不变规律：优秀的植物园永远 “ 活着 ”—— 它承载本草文明、文艺复兴的历史记忆，更持续回应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的当代命题。

对我国而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不必复刻欧洲 500 年前的大学药草园模式，也不能照搬殖民时代热带植物园的引种逻辑，而要融合东方本草园圃的人文底蕴与现代迁地保护科学体系：以种质保护为根基，以科学研究为支撑，以全民生态科普为纽带，搭建覆盖全国、类型多元、产学研协同的植物保护网络，真正成为守护华夏植物多样性的 “ 诺亚方舟 ” 。

14- 国家植物园的使命担当：让植物园活在当下、回应未来.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