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葛均波院士：创新是一个痛苦、焦虑并且快乐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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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4-22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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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均波院士在作报告
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心血管疾病临床技术革新和科研成果转化，在血管内超声研究、新型冠脉支架等医疗器械研发、支架内再狭窄防治、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手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的葛均波院士，自求学时代起就勇于探索、敢为人先，从首次发现心肌桥血管内超声特征性“半月现象”，到首创“逆向导丝技术”，再到研发中国首款原研生物完全可吸收冠脉支架，20余年里创造了心脏病诊治领域的多项“全国首例”和“上海第一”。但成功背后，持续在医学前沿领域开拓的他，也多次在突破生命“禁区”的创新尝试中，以近乎“离经叛道”的勇气肩负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在4月20日由上海市侨联在静安区美创静界产业园主办的“加快医学成果转化，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特聘专家委员会主题日活动中，作为市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葛均波院士以《艰苦医学创新路上的“离经叛道”》为题，结合鲜活案例分享了医学创新路上的实践与思考，坦言“创新是一个痛苦、焦虑并且快乐着的过程，有时被质疑和充满风险……”。
科学对生命的认识是一步一步逼近真相的
葛均波院士指出，科学对生命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步一步逼近真相的，曾经有许多治疗无效甚至有害。比如认为烟草能治疗多种肿瘤，而实际上抽烟对人没有一丁点好处。又比如人们一度认为罂粟能治疗癌症等疾病、缓解疼痛，而实际上它带来的成瘾危害远大于益处。此外像用水蛭放血、用尸骨苔藓塞治疗鼻衄、用热吡霜解乏等民间疗法也曾风靡一时。即使是在主流医学界，同样上演着在大脑里开洞实施“脑白质切断术”治疗神经障碍等各种匪夷所思的“时髦”疗法，甚至多达几十万人接受手术，而且相关医生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人们相信含铅的护肤品可以换来漂亮的肤色，难以捉摸的植物药水可以修补破碎的心，甚至为了寻求一个药方而尝试放射性的栓剂、莫名其妙的药酒、神秘的烧烤……他认为，这些非理性的现象背后，是人类对生存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是医学变革最原始的力量。人们希望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壮、美丽、能被治愈、长寿的欲望像鸦片一样令人上瘾，也使得江湖郎中、骗子、假行家、诈骗专家、庸医、巫婆、神棍等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拥有一定的市场。而科学家就如现实中的伊卡洛斯，总是希望能够制造出药效更快、更强的药品来，好在同行中独占鳌头。
从蒙昧到理性，有3个特征标志了现代医学的兴起。前两个特征分别是法律的规范和“以科学为前提”。
“科学不是科学家想当然的，它需要被证实，更需要被证伪。”葛均波表示。当年，他的团队在发现了心肌桥((MB)半月现象后，曾想过使用支架解决心肌桥冠状动脉压迫导致的心肌缺血，但在想法还未付诸行动前，已被同行抢先发表了文章并应用于临床。葛均波看到文章觉得自己错失了一次创新的机会，非常沮丧。但随着后续研究的展开，他发现心肌桥使用支架会带来极大的问题，心脏收缩会刺激置入的支架，造成再狭窄或支架断裂穿孔，给患者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又经过多年研究，葛均波找到了真正能缓解心肌桥导致心肌缺血的方法，于1999年发表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如今的他认为，这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才是真正的科学。
第三个标志性特征是伦理的规范。早年医学先驱希波克拉底为了研究人体解剖，带领学生去盗墓，偷取尸体进行医学研究；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曾在自己身上做实验证明了幽门螺旋杆菌会导致胃溃疡，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而中国科学家贺建奎伪造伦理材料，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对胎儿进行改造，最终锒铛入狱。葛均波以此强调：从克隆技术、器官移植到基因编辑，医学领域的各种新兴技术都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医学伦理允许疯狂的想法，但拒绝疯狂的行为。医学创新必须以科学为前提，在法律与伦理的规范下进行。他指出：“各国的传统医学中都有一些很有价值的药物或疗法在现代医学中大放异彩，如古埃及人使用柳树皮治疗疼痛和退烧，进而出现了阿司匹林；英国植物学家从洋地黄中提取了有效成分治疗心衰，屠呦呦教授证实了抗疟疾有效的成分青蒿素来自黄花蒿而非青蒿……整个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就是披沙沥金，为传统医学赋予新价值的过程。”
没有失败和错误，就没有成熟的好医生
医学的发展有“道”，但真正的创新之路很少云淡风轻、一帆风顺。相反，因为需要突破大多数人走的传统道路而常常在创新者内心激起矛盾、复杂的感受。葛均波举了自己所在的冠心病治疗领域的一个例子。在1975年的德国法兰克福，一位名叫Gruertzig的年轻人想到：冠心病是由于冠状动脉狭窄引起的，那么，用一个气囊扩张一下血管不就能缓解远端的缺血了吗？由此他发明了球囊扩张技术，这项技术后来衍生出至今仍在使用的冠状动脉支架。但有时候，球囊大了点，血管就会被撑破，有时血管破了以后会撕裂、形成血栓，这些都会导致手术不成功。那个年代心脏病人还很少，Gruertzig后来去了瑞士苏黎世，在那里给一位病人做了造影发现其冠脉狭窄后，经过和病人的商量，于1977年9月16日在病人局麻状态下，经股动脉穿刺，采用自制的球囊导管扩张，成功改善了病人的冠状动脉狭窄病变，由此，经皮腔内冠状动脉球囊成形术得到了发展，这也是现代介入心脏病学的发端。
亚洲最早做这类手术、也做得最多的是日本小仓一家医院的院长。他1982年到美国学习，师从的正是二战后已被美国作为人才引进的Gruertzig。这位院长在79岁那年做完最后一台手术、“金盆洗手”后，带葛均波去他的办公室，推开窗户指给葛均波看办公室后面半山上的许多坟墓，说自己要感谢埋葬在那里的人们，“是这些病人成就了我。”这让葛均波感慨地意识到，好医生是需要慢慢练出来的，没有失败和错误，就没有之后的成熟。“所以有的时候年轻医生稍微犯点错误，只要不是因为责任心不强造成的，应该得到宽容。”他呼吁大家对医生良好愿望下的失误给予更多的理解。
希望建立一种更加健康、良性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虽然医疗器械的创新关乎人命，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从但另一个角度来说，又唯有创新，才能让患者用上性价比更高、更适合的医疗产品。2013年4月，葛均波团队做的生物可降解支架已经得到了审批部门的批准，但是出于谨慎，一直没敢用到人身上。当年9月5日，葛均波接诊了一位从齐齐哈尔到上海松江就业、在开车过程中突然发生心肌梗死的30岁患者小邓。小邓中学毕业后开车跑长途，觉得累了就抽烟，通常一天3包烟。由于长期大量抽烟，导致他的右冠状动脉后三叉处85%~90%狭窄。经过抢救，病人的血栓消融了，但血管的狭窄还在。而葛均波又深知抽烟的人在夜晚容易发生脑中风和心肌梗死。基于患者年轻、无基础疾病、仅一处冠脉狭窄，是很好的临床研究对象，葛均波与小邓沟通：“治疗你的病，我放个支架进去，十来分钟就放好了，但支架要跟你一辈子。我们正好研发了一种新的可降解支架，几年以后会自动在体内融化，你愿意装吗？”病人问他效果如何，葛均波实言相告：“之前我们只在猪身上做过实验，在人身上还没有装过。”说完，他继续对小邓说：“再过100年，可能没有人记得我是谁，但是一定会有人记得你为医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如果装进去的支架坏了，我们会免费送你一个2万块钱的新支架。”受他诚意打动的病人同意了安装。当时测试下来效果很好，但是装完以后，葛均波的心里一直还是压着块石头——就怕之后万一出问题。
2014 年3月，葛均波请病人到医院做随访，并提前准备了一瓶香槟放在护士长那里，想着如果结果是好的，就开心庆祝一番；要是效果不好，香槟就不拿出来了。结果是好的，葛均波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又过了两三年，病人的血管未再狭窄，可降解支架和病人的身体融为了一体，但还没有完全降解。随访5年后，病人的血管恢复，支架已经完全降解。2020年3月4日，经过了15年研究的中国原研可降解支架终于成功上市，这固然带来了喜悦，但葛均波体会更多的，是15年创新历程中不可避免要面临的风险和肩负受试者命运的沉重。
作为一次面向公众的沟通，葛均波院士在报告中表示，希望在医患之间、创新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健康、良性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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