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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嘉院士:以”系统协同“构筑肝癌全周期防治新体系



速读:近日,肝胆肿瘤创新生态建设交流会在上海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樊嘉教授接受采访,系统阐述了肝癌诊疗现状、治疗手段的协同创新路径,以及对肝胆肿瘤事业发展的前瞻思考。 不久前,樊嘉领衔的团队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动态揭示了肝癌转移和复发的过程。 更为棘手的是,相当比例的患者伴有肝功能损伤、门静脉高压、腹水等并发症,这类“基础肝病与恶性肿瘤共存”的复杂状态,使诊断、治疗及长期管理难度陡增,对药物安全性也提出极为严苛的要求。 肝细胞癌对化疗不敏感,放疗多用于局部姑息,单纯的局部治疗难以清除微小转移灶,仅能有限延长生存。 靶向药物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问世,打破了既往治疗格局,实现了从“局部治疗”到“系统治疗”的跨越。
2026-08-06 17:18:03

来源:新华网

近日,肝胆肿瘤创新生态建设交流会在上海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樊嘉教授接受采访,系统阐述了肝癌诊疗现状、治疗手段的协同创新路径,以及对肝胆肿瘤事业发展的前瞻思考。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樊嘉教授

直面肝癌“四高”困局,以协同重塑防治链条

我国肝癌长期承受着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及高并发症率的沉重压力。然而,新的风险因素正在浮现。樊嘉提醒,肝病人群正逐渐从病毒性肝炎向代谢性肝病漂移,脂肪肝、糖尿病、肥胖等代谢异常正成为肝癌的新增危险源。肝细胞癌本身起病隐匿,早期缺乏特异性症状,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合并慢性肝炎、肝硬化等基础肝病。更为棘手的是,相当比例的患者伴有肝功能损伤、门静脉高压、腹水等并发症,这类“基础肝病与恶性肿瘤共存”的复杂状态,使诊断、治疗及长期管理难度陡增,对药物安全性也提出极为严苛的要求。

在樊嘉看来,全程管理涉及预防、早筛、诊断、治疗、康复等多个环节,任何一环薄弱都会拖累全局。“协同”正是对此的回应——它既是治疗层面的联合,更是机制上的深度衔接,需要从体系高度推进,并借助生态协作打破壁垒,形成无缝闭环。

治疗手段从“单打独斗”转向“协同攻坚”

在治疗层面,传统治疗局限明显。肝细胞癌对化疗不敏感,放疗多用于局部姑息,单纯的局部治疗难以清除微小转移灶,仅能有限延长生存。因此,晚期肝癌患者迫切需要有效的全身性系统治疗。靶向药物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问世,打破了既往治疗格局,实现了从“局部治疗”到“系统治疗”的跨越。

在系统治疗中,协同策略正成为主流方向。一条路径是“靶向+免疫”的联合:靶向药物既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信号,又能破坏异常增生的肿瘤血管,切断营养供给并削弱防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则重新激活免疫系统,使其识别并清除癌细胞。

另一条重要路径是基于PD-1/PD-L1和CTLA-4抑制剂的双免疫联合方案。樊嘉打了个比方:人体免疫系统像一支军队,“T细胞”是前线士兵,负责消灭肿瘤。但肿瘤很狡猾——它会伪装自己,让士兵认不出;还会设路障,让士兵过不来。双免疫治疗派出两路援军:CTLA-4抑制剂负责清除路障、扩充兵力;PD-1/PD-L1抑制剂负责撕掉伪装,让士兵瞄准敌人发起攻击。一个负责通路,一个负责瞄准,两路协同,形成围攻之势。两者作用于免疫反应的不同环节,协同激活抗肿瘤免疫环境。

这一联合策略在提升疗效的同时,减少了反复输注和住院的频次,有利于患者的长期管理。全球长期随访数据证实双免疫治疗具有独特的“拖尾效应”,一旦起效,部分患者可获得持久生存获益。尤其对于我国高发的乙肝相关肝癌人群,该方案的安全性特征更贴合肝功能储备较差、耐受性有限的患者实际,在疗效、远期生存与生活质量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

外科治疗领域同样在经历变革。不久前,樊嘉领衔的团队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动态揭示了肝癌转移和复发的过程。樊嘉指出,既往认知多停留在静态层面,肿瘤大小、包膜完整性、血管侵犯等均为高危复发因素,但为何某些肿瘤易于在特定器官“定植”转移,而另一些则否,其背后涉及肿瘤细胞自身特性、靶器官微环境及两者间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这项研究为围术期干预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探索术前术后综合治疗策略指明了方向。

对于中晚期肝癌,局部介入与系统治疗的联合打开了更大空间。已有临床研究证据表明,系统治疗与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的联合策略能够实现 “局部定点清除和系统全面扫荡”的协同增效。这标志着系统治疗正从晚期向中期前移,部分患者经联合治疗后肿瘤降期,有望重获根治性切除机会。樊嘉强调,使初始不可切除的肿瘤通过联合治疗转化为可切除,已成为我国肝癌诊疗的重要攻关方向。

以协同理念为引擎,构建全周期防治新体系

治疗层面的协同突破固然令人振奋,但要真正惠及每一位患者,亟需制度化的体系支撑。樊嘉指出,临床实践中常需联合多种手段:靶向单药不足则联合免疫,一种免疫不足则加用双免疫,甚至三抗体联合;局部介入不够则叠加系统治疗,这便是“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实质,而这种协同的内涵远不止于治疗方法的叠加。

更为宏观的协同,体现在多团队、多中心之间的协作。樊嘉坦言,我国各级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参差不齐,管理、技术、人才和学科能力均存在显著差异,难以实现同质化。尽管已有国家层面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和质控要求,但各医院的认知水平、执行能力和监管力度参差有别,若推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医院达到相近的诊疗标准,就需要建立协同机制,由高水平医院带动省级中心,省级再向下辐射,逐级提升,最终实现整体能力的同步跃升。

樊嘉表示,我国拥有良好的制度优势,政府高度重视肿瘤防治工作。“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将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升15%,这为体系建设提供了宏大目标。在这一框架下,建立切实有效的协同机制,完全有希望达成预期成果。当“抗病毒-保肝-抗肿瘤-并发症管控”的全程管理模式与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融合,肝癌的慢病化管理正从愿景走向现实。

主题:肝癌|系统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