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速

从近两年开始，国内GDP增速就处于持续的下行周期，始终无法回到过去的阶段，2019年的GDP增速是6.1%，关于2020年GDP增速“保6”的讨论还历历在目。

内外部风险共存，对于GDP增速的负面效应有增无减。

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不设定GDP增速目标的核心的原因就是由于疫情和经贸形势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为了聚焦“六保”工作的落实，而不让各级单位在简单的实现GDP增速目标的传统做法中妨碍“六保”政策的落实，故今年暂时不设GDP增速目标。

同时，总理反复强调，不设定GDP增速目标并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相反保居民就业，保民生、保经济主体等等一系列的经济目标都要求经济要有很高的增长。

这两天大家都围绕着政府工作报告展开讨论和解读，报告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年不设GDP增速目标。

失去了GDP增速目标，国内经济的吸引力将会大打折扣，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就业、CPI预期等宏观调控目标的达成，要害在于失业率高企对社会稳定的负面效应。

失去了GDP增速，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民生、世界经济、地缘政治等问题，而这与过去所强调的“唯GDP论”相差甚远，“底线管理”的GDP增速目标的准则。

对于国内GDP增速目标的设定，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经济增速应不低于5.5%，需实施4万亿财政扩张计划，关乎就业和民生。

当时市场的普遍预计2020年GDP增速目标在6%左右，略低于2019年6%-6.5%的区间目标。

目前部分学者建议取消GDP增速目标设定，也有如刘世锦教授强调的“相对增长率”等新的概念，事实上都离不开经济增长的核心命题。

按照建国以来政府工作报告的传统，报告中要明确说明GDP增速的目标。

“县域竞争”的优势则成为了劣势，滋生了腐败，最终破坏了GDP增速的环境。

忽视创新和技术，失去控制的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等，给地方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GDP增速效应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吸引了更多的外来投资者产业布局和转移，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各类资源，城市公共服务、营商环境和人口素质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2020年的中国经济和2008年已经有本质区别，在经济结构、市场化程度以及对外依存度方面均有独立性的一面，地方债务水平处于合理区间，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均比较充足，并且有较高的居民储蓄率和“工程师红利”、优质的教育人口等作为重要支撑，这是国内GDP增速恢复的潜在驱动。

在推动GDP增速恢复的政策落地层面，一则是防止政策的变形，将特别国债、定向降准、专项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用于解决企业融资和财务风险问题，确保中小企业生存；

长期来看，未来经济增长不能依靠房地产和盲目的基建项目。

不难看出，此次高层再次强调“底线管理”具有深刻意义，一则是国内GDP增速下滑的态势应逐步通过加大宏观政策进行调节，二则是将政策用在保民生、保就业等领域。

另一方面是基于GDP增速下滑导致经济结构的必然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等问题难以避免，没有经济增速的保证，结构调整的难度就会进一步加大。

我们需要采取非常强有力的经济刺激和救助方案，对冲GDP增速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既要确保精准施策，将资金用到救助中小企业的融资和风险共担，更要通过更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措施来实现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回到正常水平。

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关于GDP增速“保6”的呼声，以及结合当前“底线管理”的目标，再次明确GDP增速的对于国内民生、企业、市场和投资者的意义，也是确保市场化改革的信心和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念所在。

从近两年开始，国内GDP增速就处于持续的下行周期，始终无法回到过去的阶段，2019年的GDP增速是6.1%，关于2020年GDP增速“保6”的讨论还历历在目。

宁夏、青海、重庆、广西、四川、云南等地上半年GDP增速也实现由负转正，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增强。

在上半年GDP增速实现正增长的16个省区市中，西部地区占据了10个席位，中部地区占据了3个席位，东部地区占据了3个席位。

在已公布2020年“半年报”的29个省区市中，中部地区仅湖北上半年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分别以1.3%、0.9%、0.7%、-0.3%、-1.4%的GDP增速“跑赢”全国。

在上半年GDP增速实现1%以上增长的省份中，湖南经济体量最大，为19026.4亿元。

不能忽视的是，在面对危机时刻，超级经济体的任何一个宏观政策都会产生“蝴蝶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谨慎开展，这才有了近期推出的一系列定向、专项的财政、货币和税收政策，发行特别国债计划、开展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针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以及纾困中小企业等，扶持“新基建”产业发展等等，这些政策更强调精细化管理，深入到经济增长的“毛细血管”，中小企业是稳定就业的重要结构性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从国内延续到全球，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局”对国内的GDP增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打击，而且存在“二次”冲击波的极大可能。

受疫情冲击，财政收入大幅萎缩，对于财政支出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形成了一定掣肘，宏观经济调控将需要调整，应提供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从财政收支的结构体系进行变革，而各地方GDP增速的修复和预期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合乎实际的增长预期和精准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得益彰。

GDP增速效应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吸引了更多的外来投资者产业布局和转移，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各类资源，城市公共服务、营商环境和人口素质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忽视创新和技术，失去控制的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等，给地方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