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

原本致力于艾滋病防治的医护工作者中，有很多人都去参与了新冠肺炎的救治工作，医疗资源非常短缺。

另外，由于交通中断，很多服务不能触及高危人群，比如说检测及药物的运送等，这给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疫情的暴发为艾滋病的防治带来了哪些影响？

中国在艾滋病的防治领域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又面临哪些挑战？

周凯：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7月发布的《2020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共有38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新发感染者约170万；

由于艾滋病毒感染者不能停止服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呼吁社区承担更多的责任，以社区为中心，帮助医护人员承担分发药物、促进检测等工作。

央视新闻采访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临时代办周凯。

自2019年起，周凯博士担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政策与策略顾问。

周凯：这个数据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2020年7月发布的。

事实上，尽管艾滋病病毒从被发现到现在已有近40年的发展历史。

邵一鸣最后提醒道，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和人类行为密切相关，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用单一手段消除这种传染病是不现实的，疫苗只是其中一种工具。

艾滋病，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它是由艾滋病病毒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恶性传染病。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及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局长波波娃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参与艾滋病病毒疫苗的研发，现在我们已经拥有自己的艾滋病病毒原型，我们已经拥有自己的疫苗。

12月1日，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据我国对艾滋病疫情的检测数据表明，自1985年我国发现首例HIV感染者以来，虽然对遏制艾滋病蔓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艾滋病病毒的防治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

“艾滋病病毒会直接钻到我们的免疫细胞里，不仅如此，艾滋病病毒还能把自己的模板直接整合到T细胞的基因里，那就意味着免疫细胞除了自杀外，没有第二种办法。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我认为最狡猾的病毒应该是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病毒和新冠病毒相比，哪个更狡猾？

但截至目前，安全有效的艾滋病疫苗仍未被成功研发并大量上市。

可喜的是，中国艾滋病疫苗或于明年进入III期试验阶段，也就是说，将进入直接验证疫苗是否有效的一个环节。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在采访中表示，艾滋病疫苗是人类面临的难度最高的科学课题之一，必须加大艾滋病疫苗研究的力度。

艾滋病疫苗的研发路上存在着重重困难与挑战，人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谈及中国正在研发的艾滋病疫苗，邵一鸣希望能够开展国际合作，并表示这款疫苗有两个创新之处。

除了高度变异，艾滋病疫苗的研发还有诸如HIV复制太快、攻击免疫系统、缺乏动物模型等技术难题。

首先，试验设计和世界其他研究小组有所不同，不使用天然免疫原，而是根据第一个慢病毒疫苗重新设计了艾滋病毒的免疫原，重新设计了艾滋病疫苗的包膜。

据中国国际电视台12月3日报道，中国艾滋病疫苗明年或开启III期临床试验。

技术之外，艾滋病疫苗还面临着科学难题：作为病原体的HIV感染人体时,免疫系统既不能清除也无法长期控制病毒,不存在有抗体没病毒的状况,如不治疗大多会发病死亡。

因此，安全有效的艾滋病疫苗是预防艾滋病毒传播的迫切需求。

但也有一些生物医疗企业积极在艾滋病治疗药物上面进行布局。

目前来看，中国在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创新研发上面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

而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主流的艾滋病治疗药物多为国产仿制药，迪赛诺、成都倍特药业、齐鲁药业、安徽贝克生物制药、东北药业等公司均涉足仿制药市场。

具体而言，目前国际上艾滋病的治疗药物共有6大类30多种（包括复合制剂），分别为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RTIs）、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s）、蛋白酶抑制剂（PIs）、整合酶抑制剂（INSTIs）、融合酶抑制剂（FIs）及CCR5抑制剂。

疫苗研发在路上，特效药仍不存在，传统的鸡尾酒疗法依然是主流的艾滋病治疗方案。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

我们在试图消除歧视的时候，也希望公众能够去谈论、去关注这个问题，不仅在“艾滋病日”、“艾滋病周”，而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因为实际上，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

总的来说，艾滋病的新发感染在降低，但是这种降低并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水平。

2002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中国的一份监测报告显示，2001年上半年国内艾滋病的报告发病率同比激增67%，如不采取行动，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将突破一千万大关。

但除非发病，否则艾滋病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

检测是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唯一手段，怎么让人来做检测，是第一个难关。

1998年，医学专业毕业的袁飞进入原贵州省贵阳市防疫站（现贵阳市疾控中心），她与艾滋病感染者的首次接触，是跟随老师前往贵阳市戒毒所告知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104.5万，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但由于传播影响因素更加复杂，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根据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的通报，2020年1月至10月，全国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11.2万例。

据中国国际电视台12月3日报道，中国艾滋病疫苗明年或开启III期临床试验

2003年起中国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控制艾滋病的快速蔓延起到了关键作用，很多政策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并不断发展

这个数据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2020年7月发布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7月发布的《2020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显示

”11月末，俄罗斯卫生部艾滋病首席专家阿列克谢·马祖斯曾表示，预防艾滋病的药剂将在近几年面世。

同时，他指出疫苗只是艾滋病防治的众多手段之一，抗击艾滋病必须通过综合预防和治疗措施。

因此，安全有效的艾滋病疫苗是预防艾滋病毒传播的迫切需求。

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任重道远，然而，目前还没有疫苗可以预防艾滋病，也没有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或方法。

对此上海开展高危人群综合干预，继续以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低档暗娼为主要目标人群，开展预防艾滋病经性传播综合干预措施，目前上海性传播危险人群干预比例达到95%以上，检测比例达到90%以上，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艾滋病相关危险行为减少10%以上，达到行动计划目标。

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十三五”期间，市公共卫生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和各区政府密切配合、协同合作，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主要目标和任务，坚持政府领导、部门各司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最大限度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降低男性同性性传播的风险，有效控制经性途径在本市的传播。

2004年是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转折点，这一年，“四免一关怀”政策施行，包括免费抗病毒治疗、免费自愿咨询检测、免费母婴阻断、艾滋病遗孤免费就学、对艾滋病患者家庭实施关怀救助。

“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被动局面，也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根基。

陆风是艾滋病防治与患者关怀的公益组织“城堡公益”的负责人。

在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蓝城兄弟旗下淡蓝公益专项基金正式宣布启动“青春无艾计划”，开展针对青年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公益行动。

上海市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的终期评估显示，至2020年9月底，上海全面达到艾滋病防治工作各项指标，有效控制艾滋病在本市的传播。

但也有一些生物医疗企业积极在艾滋病治疗药物上面进行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主流的艾滋病治疗药物多为国产仿制药，迪赛诺、成都倍特药业、齐鲁药业、安徽贝克生物制药、东北药业等公司均涉足仿制药市场。

具体而言，目前国际上艾滋病的治疗药物共有6大类30多种（包括复合制剂），分别为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RTIs）、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s）、蛋白酶抑制剂（PIs）、整合酶抑制剂（INSTIs）、融合酶抑制剂（FIs）及CCR5抑制剂。

疫苗研发在路上，特效药仍不存在，传统的鸡尾酒疗法依然是主流的艾滋病治疗方案。

目前来看，中国在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创新研发上面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

而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这种混合药物疗法诞生于1996年，由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首次提出，是目前临床上被广泛使用的艾滋病治疗方法。

鸡尾酒疗法让无法被治愈的艾滋病成为一种可控的慢性病，尽管需要终身治疗，但仍然给艾滋病患者带来了一些希望。

与艾滋病赛跑的16年——检测、治疗、关怀，从致命绝症到慢性病与艾滋病赛跑的16年检测、治疗、关怀，从致命绝症到慢性病

艾滋病治疗研究获突破性进展

当免疫细胞低到一定程度后，所有的艾滋病症状就会出来，比如生肿瘤、生感染等。

技术之外，艾滋病疫苗还面临着科学难题：作为病原体的HIV感染人体时,免疫系统既不能清除也无法长期控制病毒,不存在有抗体没病毒的状况,如不治疗大多会发病死亡。

1998年，医学专业毕业的袁飞进入原贵州省贵阳市防疫站（现贵阳市疾控中心），她与艾滋病感染者的首次接触，是跟随老师前往贵阳市戒毒所告知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2002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中国的一份监测报告显示，2001年上半年国内艾滋病的报告发病率同比激增67%，如不采取行动，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将突破一千万大关。

但除非发病，否则艾滋病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

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104.5万，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但由于传播影响因素更加复杂，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根据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的通报，2020年1月至10月，全国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11.2万例。

检测是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唯一手段，怎么让人来做检测，是第一个难关。

要想控制艾滋病疫情，首先要找到感染者。

2020年上海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482例

上海自1987年报告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截止2020年11月20日，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5972例，艾滋病病人8917例，死亡2207例。

今年1月1日至11月20日，上海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482例，较去年同期下降24.1%，为近三年中报告人数下降幅度最大；

在报告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经性传播的占97.0%；

对18名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产妇实施艾滋病母婴阻断，无母婴传播病例报告。

目前看来，经性途径传播仍是本市艾滋病的主要感染途径，并且仍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

自2020年1月1日至11月20日，上海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482例，较去年同期下降24.1%，为近三年中报告人数下降幅度最大，并且已经连续11年无母婴传播病例报告。

2016年6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调整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标准的通知》，建议对有治疗意愿的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均实施抗病毒治疗。

“达到不可检测的病载水平依赖于良好的服药依从性，我国艾滋病患者/感染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在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差距较大，并且尚未完全达到国际上提倡的95%的水平。

他们往往将自己视为艾滋病流行的贡献者，但是如果感染者主动检测，积极治疗，治疗达到效果，他就不具有传染性，也就不再是传染源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透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的现存艾滋病感染者104.5万例。

孔令坤援引一项研究称，有38.1%的艾滋病感染者表示，在领取HIV确证结果时，没有得到充分咨询与讲解。

9月，中国疾控艾防中心发布文章《吃药也不能忽视戴套》，文章称，“U=U”虽然经证实显著降低了艾滋病经性传播的风险，但并不是无保护性行为的“保证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韩孟杰2018年曾在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回应记者称，U=U相关研究结果提示国内的艾滋病防控，要进一步扩大HIV检测，促进主动检测，只有早检测才能早发现，早发现才能早治疗，经过治疗才能把病毒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达到检测不出的水平之后，就能降低传染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