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

二是考虑到数字金融风险传播快、传播广、构成复杂的特点，积极发展监管科技能力，与传统的信息披露、现场检查等手段结合，更好地识别并处置金融风险。

有条件地试验新的业务模式、技术流程及金融产品，成功了再推出到市场上。

《北大金融评论》：人们都说中国金融中最难看懂的地方有三个：影子银行系统、地方融资系统和数字金融系统。

黄益平：数字金融在中国发展迅猛的重要原因在于，传统金融部门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影子银行甚至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金融市场服务的空白。

央行对数字金融系统的监管策略，您有何建议？

三是智能化网点的品牌与形象模糊不清，对外宣传不足，无法驱动数字银行的建设，难以获得客户的认同感，数字金融的渠道开发缺乏市场“爆点”，互相模仿和抄袭的商业模式并不能带来持久的竞争力。

数字金融的模式与实践案例已日益成熟。

疫情的出现改变了数字金融的模式，“零接触”服务拯救银行业的一大创举，而得益于前期银行数字化的进程，线上化得到了普遍应用，而大规模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推广得到了客户的认可，数字银行的天然优势凸显。

数字金融的目标不仅仅在于将线下业务迁移到线上，线上化只是数字金融推进的过程和基础环节。

数字金融的影响在不同类型机构之间有明显差异。

如果对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指数细分，发现结果依然稳健，支付指数、保险指数、货币基金指数、投资指数、信贷指数、征信指数每增加1个标准差，金融机构网点的扩张速度会下降0.26%-0.76%，且影响最大的是投资使用指数，影响最小的是支付使用指数。

我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试点和使用将推动新型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也会推动数字金融加速发展。

数字金融影响的层级和地区差异

数字金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各类机构的基层网点，且这种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以及随着地区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变化而有一定的差异。

智能化网点改造后客户到店率和客户维护仍未获得预想的效果，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市场竞争、客户偏好和数字银行品牌等因素皆位列其中，也与传统银行路径依赖有关，数字银行的渠道未能搭建，失去了数字金融的应用价值，必须重视数字化渠道和生态圈体系。

过去一段时间，数字化“泛滥”，各大商业银行都在抢数字银行的“赛道”，而往往重硬要素如设备工具的应用，反而缺乏对“软要素”如数字银行体验、用户需求对接、服务品质等关注，疫情则让我们看到了数字金融的布局存在分化现象。

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增长没有减缓金融机构的扩张。

数字金融的创新与监管天秤

到目前为止，我国在移动支付、大数据风控、网络贷款、数字保险和线上投资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的创新与成就甚至是世界级的。

我国数字金融创新在解决普惠金融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获客难”、“融资难”问题方面，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迄今为止，这些数字金融创新大多是由新型数字金融机构推动的。

第五，适时推进金融科技、监管科技和数字金融产品的标准建设，促进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合理平衡。

第四，积极创新金融监管工具，借助监管科技助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北大数字金融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金融统计系副教授张勋主持讲座并点评论文。

5月21日晚8点，北大数字金融线上学术讲座第三讲《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经济决策》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金融统计系副教授张勋带来精彩学术报告

以互联网经济带动的数字金融使得借贷更加便利，大大降低了创新创业者的借贷约束，特别是对那些原来被传统金融排除在外的群体而言。

数字金融发展不但能够缓解城乡差距，而且还能帮助缩小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从而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2015-2018年，城商行网点的平均增速为9.1%，如果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加1个标准差（24.3），那么城商行网点的扩张速度会下降8.02%，因而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城市商业银行网点的扩张速度。

2015-2018年，股份制银行网点的平均增速为1.75%，如果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加1个标准差（24.3），那么股份制银行网点的扩张速度会下降0.24%，因而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股份制银行网点的扩张速度。

由于成本问题，传统金融机构很难触及西部偏远地区，而数字金融则具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只要有智能手机，数字金融便可以实现覆盖。

短短八年间，数字支付使用深度、数字信贷使用深度以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方面，东、西部差异更是分别降低了39%、38%以及26%。

从城市化角度看，数字鸿沟降低了无法接触到互联网家庭的城市化水平。

从居民消费的视角看，数字鸿沟降低了无法接触到互联网家庭的消费水平。

因此，数字金融发展对缓解数字鸿沟，进而提升居民消费也具有重要作用，需要大力推进。

数字金融发展能够缓解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提升那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的家庭的城市化水平。

数字金融发展能够缓解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提升那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的家庭的消费水平。

数字金融发展还带来了涓滴效应，有助于缓解数字鸿沟的负面作用，使得无法接触互联网的家庭的城市化水平和消费水平均能有所提升。

2015-2018年，四大行网点的平均增速为-0.26%，如果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加1个标准差（24.3），那么四大行网点的退出速度会下降0.73%，因而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了四大行网点的退出速度。

数字金融的发展抑制了银行网点的扩张，如果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加1个标准差（24.3），那么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扩张速度会下降0.66%，商业银行网点的扩张速度会下降0.71%。

四年间，城商行网点数量从1.23万增加到1.73万，然而在快速扩张的同时，城商行也酝酿了一定的金融风险，相继出现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的风险事件，数字金融的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商行风险的发生。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 必须促进数字金融的发展，推动创业和包容性增长。

但是，数字金融发展的涓滴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对于无法接触互联网的深度贫困家庭的作用有限。

因此,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 必须促进数字金融的发展。

应更多关注能够提升支付便利性的层面, 这是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消费的核心机制。

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创业机会的均等化，带动了居民收入的包容性增长，同时也通过提升支付便利性，带来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考虑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人群的异质性影响，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家庭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从居民消费的视角看，数字鸿沟降低了无法接触到互联网家庭的消费水平。

因此，数字金融发展对缓解数字鸿沟，进而提升居民消费也具有重要作用，需要大力推进。

数字金融发展还带来了涓滴效应，有助于缓解数字鸿沟的负面作用，使得无法接触互联网的家庭的城市化水平和消费水平均能有所提升。

数字金融的模式与实践案例已日益成熟。

从城市化角度看，数字鸿沟降低了无法接触到互联网家庭的城市化水平。

数字金融发展能够缓解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提升那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的家庭的消费水平。

但是，数字金融发展的涓滴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对于无法接触互联网的深度贫困家庭的作用有限。

黄益平：全球数字金融浪潮下的中国道路作者：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疫情的出现改变了数字金融的模式，“零接触”服务拯救银行业的一大创举，而得益于前期银行数字化的进程，线上化得到了普遍应用，而大规模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推广得到了客户的认可，数字银行的天然优势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