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

中新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王恩博）德勤2日发布《后浪来袭：东南亚和南亚的新兴数字生活》调研报告显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该地区数字服务需求飙升，78%的受访者表示增加了对数字服务的使用。

使用数字服务比率有实质性提高的受访者主要来自孟加拉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报告显示，41%的受访者表示使用数字服务比率有实质性提高，37%的受访者表示有所增加。

如果说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发展点燃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星火，那么此次疫情则是燎原之风，给供应方带来了数字化转型的强烈紧迫感，给需求方带来了全方位、全流程数字服务的体验和启发，也为政府和监管部门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思路。

数字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即数字服务、数字资产或数字商品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特征。

如果我们把全国各地级市放在一幅地图上，2011-2018年，地级市之间的差异在显著缩小，而且越落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速度越快。

自2016年起，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开始编制“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追踪普惠金融在全国各省（区、市）的发展状况。

黄益平：中国数字金融在助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

从本质上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就意味着要建立和完善以数字科技为基础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从这一意义上说，以5G、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基建也是数字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的基础条件。

疫情催化了信贷、理财、保险、信托等各种金融业务的全流程数字化探索。

疫情过后，我们期待通过更加完善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来促进弱势群体的金融健康和金融韧性的提升。

中国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就是银行业，银行业的数字化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能力。

微弱经济体如何才能适应并拥抱数字普惠金融的时代机遇？

数字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似乎唾手可得，但要将美好愿景落到实处，还需要回答与此相关的若干重大问题，包括：金融机构如何提高整体数字化服务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

疫情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从政府和监管者角度来看，如何有效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体系？

在“黑天鹅事件”的倒逼之下，我们看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不同市场主体在应对挑战、拥抱机会过程中的期待与困惑。

这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磨合尚需时日。

贝多广、曾恋云：疫情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战略作者：贝多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从数字普惠金融到智能金融

很快就可以用这样一个数字的仿真，数字的孪生来解决交通问题，把应急处理做一个应急交通的大脑，我们也在武汉市做了一个工作。

做这个系统，需要BIM，需要城市GIS，需要物联网，而物联网的难度比较大，有的地方不让建，有的地方不喜欢建，我们都要把它建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一个数字的孪生，这样就可以构成一个，数字孪生研究报告讲的管理模式，从基础设施怎么抓，智能的中枢怎么建，应用服务怎么实现，做到城市虚实同步、信息可见、全市一盘棋、管理扁平化、虚拟的服务现实的仿真做决策，这个不是容易做的事，如果做到了就不用封城了。

两年的时间听起来似乎不长，但如果我们考虑数字技术进步的速度，两年的时间其实并不短。

我们今晚的讲座采取线上的形式，既有疫情的因素，也有赖于数字技术的支持。

比尔·盖茨最近讲过一句话，意思是今年新冠疫情把数字技术的应用加快了两年，也就是说本来可能两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已经发生了。

就连有着60多年历史的人民公园，也因为大量数字技术的使用而变得更时尚更智慧了。

数字技术不仅让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智慧，也让办公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多、密度高，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一些利用数字技术做劳动力的服务很容易就达到合适的成本收益比。

但现在不一样了，数字技术的赋能降低了对出租车司机技能的要求。

同样一个劳动力，通过数字技术能够服务更多人，提高效率，这就是平台经济模式。

我们的股票、债券现在都是数字化的，当然还有一种数字资产——真正的数字技术所形成的无形资产，比如某种专利权或商业模式。

所以人口密度高、大城市多，也是中国数字技术和劳动力互补的原因，机器可以跟劳动力结合起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数字技术跟劳动力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简单来讲，数字经济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经济互动的模式。

还有利益集团游说，离婚律师，数字技术、大数据的应用，虽然可以帮助离婚律师打赢官司，挖掘对方隐瞒的财产，但并不创造价值，离婚的双方一方受损一方受益，还是属于零和经济活动。

那数字技术的应用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和影响经济结构（包括就业、收入等方面）？

所以不可贸易性，它不仅体现于国与国之间的跨境，也体现于一个经济体内部不同地区因为空间距离所带来的障碍，而数字技术能够克服这一点。

同样地，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这个问题，比如零工经济——劳动者不是和某个单位签订正规的长期合同，而是以计件等方式获得收入，这可能会为一些人提供更为灵活的就业方式，但它也带来社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

如果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使得制造业的生产环节能够完全被机器替代的话，那么美国的制造业企业不需要搬迁到中国或者越南，在本土就可以用机器来生产，因为通过节省运输成本，制造业生产离消费者越近效率就越高。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让很多人担心，现在看起来很习以为常的工作未来可能会被技术替代。

数字技术使得我们在疫情冲击、社交隔离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些经济活动，所以它和人是互补的。

比如餐饮外卖行业，如果没有数字技术、智能手机、GPS定位等技术支持，那外卖员的配送效率就会非常低；

现在大家都在讲数字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通信的改进，人工智能、机器替代人，那效率肯定是提高的。

去年12月，我在光大证券年度策略会议的演讲题目是《下个十年：数字经济》，我认为下个十年影响经济、政策和市场的一个新增但还没被充分认知的因素，就是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数字经济里面有两块，一块叫做数字产业化，5G各种各样的数字技术在落地实现。

同时，加大公共交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改革力度，推广和创新政企合作的投融资新模式，充分释放数字技术降成本、提效率和优服务的巨大潜力。

无论是大数据的采集、汇聚、整合、存储，还是数据信息网络的构建、升级和运维，以及数据资源与所有产业的融合，都需要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不断变革和进步的支撑。

第三，要加快构建新时期政府与市场结合的集中攻关体制机制，尽快破除数字技术的“卡脖子”环节。

要推进宽带乡村建设，加快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东西部数字鸿沟的步伐，提升民生工程的数字化服务水平，让数字经济惠及城乡广大人民群众。

“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二三十年内，数字技术仍将是科技发展和产业创新的主动力、主旋律。

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既要考虑传统领域的不断进步，更要在数字技术的前沿领域提前布局，争取形成一定的技术优势。

特别是在美国不择手段、加大对我技术全面围堵的环境下，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克服高技术“卡脖子”环节，确保我国数字经济的安全发展至关重要。

可以看出,“提高”和“优化”是当前银行数字化服务的重点，因为大大小小的银行似乎都已在形式上开发了数字应用，但真正从发展战略、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盈利模式、风控模式和运营模式等方方面面完成了数字化转型的银行还在少数。

上述数字应用的可触达性都离不开三个基本条件——环境有信号、家庭/手机有宽带、设备要智能，分别对应网络通达率、互联网普及率以及智能设备普及率三个指标。

当越来越多的数字应用变成了家庭生活、经营活动的必要环节，只要存在“数字鸿沟”，就会导致“数字剥夺”。

第三，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低收入人群的数字设备和网络获得门槛。

要防范疫情导致低收入人群因疫致贫、因疫返贫，建议利用数字金融相关技术在短期内加大加快消费券发放，与此同时大力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要加快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数据网络设施。

要积极拓展基于5G网络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产业应用模式，通过政府引导基金、产业应用创新大赛、试点示范项目等多种形式，支持基于新基建的创新创业活动，鼓励龙头企业加大产业应用投入，不断提升新型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

因此，虽然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瞩目成就，我们还需进一步关注普及层面的问题，向消除“数字鸿沟”迈进。

虽然不排除主动排斥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情况，但在国内近年来大力“提速降费”的背景下，仍旧受到“数字鸿沟”影响的大多是真正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