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

一方面，由于对“精准扶贫”政策理解的片面化，很多地方政府在实施产业项目扶贫时，要求把产业项目扶贫资金直接精确发放到单个的贫困户家庭，这样导致扶贫项目资金使用分散，项目投入细碎化，降低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在中国精准扶贫的实践中，产业扶贫项目是投入最大的扶贫举措

在反贫困过程中，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扶贫政策实施机制，避免官僚体制和腐败侵蚀扶贫项目实施尤为关键。

而这点恰恰也是中国扶贫项目实施投入力度较大的地方。

我国现有的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大多对贫困户申请享受扶贫项目政策设置了一些前提条件，而这样恰恰把一些更贫困的家庭排除在外，人为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

另外，该公司还给61个贫困户每年每户预付1300元，每年需支付79300元，参与扶贫项目的210个贫困人口每年可获得稳定收入378元。

闽西北将乐县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一个典型案例：作为本县唯一的上市企业，该公司与本县10个贫困村合作造林，双方合作造林面积2598亩，这10个贫困村共有61个贫困户、210位贫困人口。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注意到，扶贫项目的实施与村庄社区决策机制有很大关联。

这些条件恰恰把一些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家庭排除在外，失去了扶贫项目设置的意义。

即使有的地方投资了一些长期性的产业项目，但是这些扶贫项目尤其是林业类的扶贫项目投入周期长、见效慢，因此短期内很难客观准确评估其扶贫成效。

而现有的扶贫政策设计也无法与之有效衔接，主要是因为扶贫项目资金投入使用制度违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精准扶贫实践需要思考的问题：产业扶贫资金该投给谁以及扶贫政策执行排斥引发社会公平问题

他们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各类产业扶贫资金到底是直接给贫困户个体，还是给能够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各类经营实体，或者是投给村集体组织？

笔者调查的4个省、自治区9个县（区）均规定：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家庭发展各类产业项目，每户都可申请金额为2000-6000元不等的无偿产业扶贫资金。

一旦自身经营的项目失败，自然带动贫苦户脱贫的目标也难以达成，投入的扶贫资金也就可能“打水漂”。

2016年开始，龙里县对具备条件有饲养意愿的贫困户，平均每家无偿分配2头50斤以上每头价值约1000元的小猪仔，政府再配套提供价值250元的饲料钱以及一些防治猪生病的药品，每头猪仔配备投入的扶贫资金大约是1400元左右。

我国各省普遍给予贫困村扶贫资金项目扶持，目的是使贫困村脱贫并带动村里的贫困户脱贫。

由于深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地方财政困难，因此社会保障兜底扶贫资金大部分是来自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

幸好猪仔和饲料成本有扶贫资金扶持。

不过，我国2000年之前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已经基本解决了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则是提升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大力实施“五个一批”扶贫策略，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体现出中国现阶段扶贫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性特征，投入的力度更是前所未有。

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再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具体致贫原因，实施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和社会保障兜底等“五个一批”扶贫策略。

正是基于同样的理念，结合以往的扶贫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精准扶贫策略，强调农村扶贫首先要弄清“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

新时期国家“五个一批”扶贫策略中，其中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实际上是社会再分配的扶贫手段。

生态扶贫可带来生态增值效应，让社会获得生态公共物品回报，但这种扶贫模式本身属于林业的生态林属性带来的资产性收入，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资产制度性的再分配范畴，不属于长效性的扶贫机制。

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建立科学化、常态化、长效性的扶贫机制。

从外部支持条件来看，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给予穷人小额信贷支持、提高扶贫政策实施绩效等。

刘易斯曾经不无见地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扶贫政策之所以大都失败，是因为对“贫穷文化”缺乏充分的了解。

在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看来，贫困的表现与穷人缺衣少食、营养不良、就业机会不稳定且收入低微、子女受教育水平低、信贷等社会支持缺失、扶贫政策执行不到位等各方面因素相关。

我国一些地方的扶贫实践表明，这些举措甚至会加剧穷人对扶贫政策和项目的依赖。

相比之下，我国制定了包括贴息贷款在内的金融扶贫政策，贴息贷款由政府提供担保。

一旦贫困户被纳入精准帮扶范围，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脱贫标准，能够享受到国家一揽子的教育、医疗救助、住房改造补助、优惠金融贷款、产业项目补助等扶贫政策。

但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兑现的政策红利，也让那些没有纳入精准扶贫的贫困“边缘户”甚至是一些普通的村民的相对剥夺感大为增加。

作为一种负面的主观感受和不满、愤慨、怨恨的消极情绪，他们中有的甚至对现行扶贫政策感到不满乃至产生抱怨心态。

和之前的扶贫政策相比，新时期实施的精准扶贫标准大为提高，各级政府投入力度前所未有，贫困户的扶贫获得感大为增加。

如贵州省以2014年全省623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基数，扣除民政救济兜底的158万贫困人口，余下的120万户465万贫困人口都能享受到“特惠贷”扶贫政策。

目前的金融扶贫政策给予贫困户贷款贴息支持的时间一般只有1-3年，最长不超过3年。

而在微观的反贫困政策执行方面，一方面，要重视充分发挥村庄社区的主体性作用，建立扶贫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尽量避免出现政策执行偏差，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和排斥；

和别的扶贫方式相比，易地搬迁扶贫投入大、见效慢、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与就业保障、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紧密结合在一起，并逐步把易地搬迁的贫困人口纳入城市居民的管理范围，使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方面享受同等的待遇，否则可能会在安置点形成贫民窟。

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某领导曾经认真算过一笔账，发现在不适合人居之地实施易地搬迁扶贫投入的资金比在当地扶贫花费的资金更少，而且成效更佳更有可持续性。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要强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研究制定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的意见。

充分发挥各类园区、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能人大户的带动作用，引导贫困群众自我调整种养结构发展产业，扎实推进特色产业扶贫提质增效。

支持带动贫困户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先参加特色种养产业保险；

张贵友：产业扶贫与乡村产业振兴有机衔接的主要政策施力点作者：张贵友，安徽农业大学副教授

大户既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又在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中发挥关键引领带动作用，必须加强对大户的保险保障。

事实上，从《贫穷的本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多是依靠非政府组织和市场力量推进扶贫工作，而我国的扶贫始终是政府强力主导下实施，并且把改革、发展和扶贫有机融合在一起，因此，扶贫工作就获得了巨大成效。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阐述的发展中国家的扶贫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扶贫工作是层层递进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各界群策群力，投入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扶贫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贵州、甘肃、广西等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从2014年前后开始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并推进扶贫工作，而在福建、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精准扶贫实际上自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才推进，而大多数地方都要求在2019年前就实现精准脱贫，整个扶贫的时间不超过6年。

2020年是精准扶贫“收官”之年，接下来扶贫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17年，龙里县全县投入的扶贫小猪仔是10023头。

在中国精准扶贫实践中需要思考的问题：“贫穷文化”与贫困户自我排斥，扶贫引发相对剥夺感等

在中国精准扶贫实践中，易地搬迁扶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之路，生态扶贫主要依赖转移支付投入

在中国精准扶贫实践中，金融扶贫中的贴息贷款由政府提供担保，实施社会保障兜底扶贫

在我国的扶贫实践中，产业扶贫也是投入力度最大的项目。

当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讨论的一些问题同样存在于我国的精准扶贫实践中，值得我们进行深层的反思。

从我国的扶贫实践来看，我们必须真正区分出贫穷是因为生产力发展落后导致，还是由于制度排斥因素所致，或者家庭个人因素所致。

党的十八大至今的扶贫实践表明，围绕如何改善和提升贫困群众的发展处境，我国实施精准扶贫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消除绝对贫困指日可待。

朱冬亮：贫穷的本质：基于精准扶贫实践的思考作者：朱冬亮，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后精准扶贫时代，必须立足和总结已有扶贫基础和扶贫经验，同时结合国际反贫困治理经验，重新审视贫穷的本质和意义，并建立更加科学化、常态化、长效性和可持续性的反贫困治理机制。

再者，由于很多地方的扶贫产业结构相同，数年之后林果业产出之时，恰恰可能是产能过剩时期，其中面临的市场风险缺乏严谨的评估。

如广西龙胜县龙脊梯田片区和贵州龙里县的刺梨扶贫产业都是这类扶贫成效突出的案例。

例如，广西百色市、贵州龙里县等都把扶持贫困户养猪作为一项重点扶贫产业在全县推广实施。

同样的扶贫举措为什么在不同地区的穷人身上效果不同？

生态扶贫是我国实施的在国际反贫困治理中独具特色的扶贫举措，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少采取此类扶贫举措。

广义的生态扶贫举措还包括易地搬迁扶贫、发展生态旅游和林下经济等。

这项扶贫举措在深度贫困地区受益面也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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