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新闻

如果说，在欧美各国，“建设性”可以理解为对社会责任与新闻核心功能的唤醒，那么在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战乱、疾病肆虐的国家，建设性新闻是一种对社会秩序恢复和经济进步的“应然”。

唐绪军指出，建设性新闻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闻业，其中原因包括：新闻传播渠道的变化，人人可参与传播等倒逼新闻报道理念、报道方式等领域的更新。

建设性新闻是新闻从业者基于实践（而非理论文献）提出的一个规范性概念，[45]是一次充满实践精神的理论创新。

文章来源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原标题《建设性新闻的观念、范式与展望》

要想理解建设性新闻观念，需关注这种观念发生的话语环境，明确不同观念的互动机制。

建设性新闻观念已趋稳定，并基于此形成了认知观念要素、价值观要素和方法观念要素。

二、建设性新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大厦仍处于“毛坯”状态，还需夯实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因为心理学方法与技术是进入效果取向的建设性新闻研究的核心方法，它将是国内建设性新闻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钥匙。

建设性新闻研究一时“炙手可热”，一年时间里已有百余篇论文。

近年来，国内的建设性新闻研究方兴未艾，大多聚焦历史溯源、概念界定、特征辨析、话语建构、全球实践等领域。

近年来，建设性新闻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但对其积极心理效应的研究还显不足，在研究技术和手段上运用不充分，我们需要寻找契合这种新的新闻形式的心理学、神经科学方法。

[62]近几年来关于建设性新闻概念的研究不少，存在范畴认识不清、运用不当等问题，希望能够结合记者、受众、传播内容等对建设性新闻研究进一步探索，并在未来几年里进一步概念化。

邵鹏等梳理建设性新闻研究的知识图谱发现，激发公众参与的功能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建设性新闻的研究展望

相较于旧有的新闻观念，建设性新闻的概念与话语在不断讨论中趋于丰富。

正如麦金泰尔所担忧的那样，研究面临着复杂性，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建设性新闻的概念化，及其在实施中的前后矛盾。

建设性新闻概念的形成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新闻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完成的，麦金泰尔将其描述为一个“伞形术语”（umbrellaterm），[18]因为它包含主干和各个分支，囊括各种要素或因素的概念，辐射多个领域或方向。

不过，建设性新闻的报道方式对中立、客观原则有冲击，因为对报道题材的选择标准受到报道者的主观倾向和受众需求影响。

[15]直到20世纪末，建设性新闻实践在北欧萌芽，其原因与它厚重的平民主义色彩以及与社会现实关联紧密。

如果说从新闻观念和心理动因切入是基于新闻内部的探讨，那么新闻组织、出版发行与运营等则是从外部层面来讨论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与范式的革新。

2017年，麦金泰尔和凯瑟琳提出将积极心理学技术运用于建设性新闻实践的五种技巧，包括理想世界的幸福模式、在新闻叙事之中唤起积极情绪、在新闻工作中加入PERMA[34]元素、运用建设性的采访技巧、专注于解决方案。

[41]有研究表明，建设性新闻甚至可以降低儿童的负面情绪。

利斯贝斯·赫曼斯(LiesbethHermans)和凯瑟琳在荷兰做了一项针对3000多名受访者的调查，探讨积极心理学在建设性新闻中的运用技巧和作用效果，提出“积极心理学是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基础”[33]的论断。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模式，包括了积极元素与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元素，赋予受众权力，维护新闻的核心功能。

在阿拉伯国家，建设性新闻的主要作用在于恢复受众的信任、打击恐怖主义、服务公众利益和振兴经济。

在非洲和中东阿拉伯国家，建设性新闻主要发挥恢复性叙事和“回归和平”的作用。

不知道中国哪些频道、栏目或平台在生产建设性新闻等。

所以，除了着眼于记者、媒介组织及媒介文化等研究建设性新闻，还需要立足于新闻生产规范是如何被构建的及建设性新闻理论的中国方案是如何进行本土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