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粮食和农业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是实现全套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关键。

农业是国民经济永恒的基础，金融创新是永恒的话题，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讨论“变与不变”的话题很重要，也很符合当前的形势。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农业外交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国家战略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农业高校、院所开设关于国际组织、2030议程与可持续发展、农业外交等的课程、讲座和培训，为科研工作者和在校师生了解并参与国际组织及农业全球治理提供信息、渠道和支持。

培养素质过硬、专业扎实、业务精通、外语熟练、视野开阔的农业外交和农业国际组织人才。

这意味着，对农业增长变化源泉和技术变迁的关注，不能仅局限于生产技术的变迁，更要扩展到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整个作业链条中。

速水佑次郎等提出了诱导性发展模式和技术变迁路径，认为技术开发可以促进用比较丰富的（因此是便宜的）要素代替经济中比较稀缺的（因此是昂贵的）要素，从而刺激农业增长。

然而，容易被忽略的是，一国之农业增长过程，不仅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替代，而且体现在有关产品需求和要素存量信息传递能力的提升上。

由于各地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不同，受农产品进口冲击和农产品出口带动的程度不同，农业增长的区域分化特征也较为明显。

与此前的大起大落相比，加入WTO以来的农业增长稳定性得到显著改善。

粮食最低收购价和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等市场调控政策的制定实施，降低了农产品市场波动幅度，为提高农业增长的稳定性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合计算，我国农业综合支持量约为-900亿元，这意味着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水平约为-5%。

农业国内支持水平快速上升

加入WTO以来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变化呈现以下特征：

同期全国农林牧业总产值从23364.87亿元增长到87213.11亿元，年均增长9%，农业国内支持总量占农林牧业总产值的比重从7%提高到17%。

基于这种现实，我国在农业国内支持承诺方面作出了较大让步。

根据我国向WTO的通报，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总量从2001年的885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15070亿元，年均增长16%；

第三，农业国内支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第二，农业国内支持总量持续快速增长。

许多中国提出的国际发展倡议都强调通过国际合作确保粮食安全和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在上述倡议下可以开展积极深入的合作。

进一步总结和分享中国在2015年前发展议程中关于粮食与农业方面的工作经验。

面对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国应抓住机遇，参与到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治理中去。

国际公约和契约中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

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世界农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势，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中国与联合国在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领域拓宽和加深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要虚心向RBAs等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学习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方面好的思路、方法和经验，相互借鉴。

“消除饥饿，确保营养”是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

在不同时期，粮食和农业可持续问题的背景和关注点随着国际可持续发展潮流的发展而变化。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

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的重要性在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该文件为2016—2030世界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指导，其包含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跨越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相互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维度。

中国是以农业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权威和代表性的国际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在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等全球治理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远博：全球治理中的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与中国农业外交作者：李远博，清华大学

2001—2017年间，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减少1.55亿，农村地区户均农业劳动力由2.73人缩减至1.98人。

虽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人均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提升。

在工业化、城镇化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工业领域，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女性化问题也日益严重，田间用工成本增加（陈锡文等，2011）。

尽管2015年WTO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同意停止和逐步淘汰农业出口补贴，要求发达国家成员立即取消出口补贴、发展中国家成员2018年取消出口补贴，特定的“加工品、奶制品和猪肉”等产品可延至2020年，25个国家作出了削减出口补贴的承诺，但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出口补贴的削减并未达到预定目标。

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封城封村对农村居民的日常基本生活不会造成太过严重影响，原因是乡村的农业基础为乡村居民提供了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和生存空间。

第五是国家安全功能，乡村的农业生产功能，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食物主权，使得十四亿中国人的饭碗能够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第八是经济产业功能，乡村产业作为乡村经济的肌体，为乡村的正常运作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2018年11月，中国农业农村部和RBAs联合发布《中国农业农村部与联合国粮农三机构关于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合声明》，指出RBAs愿意发挥各自能力、优势和专长，推动各自机构的战略和计划与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进行对接，并与中国一同深化南南合作、共同推动2030议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农业信息感知技术是智慧农业的基础，主要涉及农业传感器技术、GPS技术以及RS技术等。

中国的农业信息技术其实已经经历很多年的发展，发达国家也在智慧农业方面进行了很多尝试，那么为什么“互联网+”对农业的改造浪潮发生在了现在的中国？

在前互联网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距离较远，农业信息往往难以获得，因此生产者只能依靠自身经验进行大致的农事安排。

但是，上述过程中对农业信息化而作出的努力始终存在一个短板，即数据之间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在功能上不能关联互补、信息不能共享互换、信息与业务流程和应用相互脱节，形成了所谓的“信息孤岛”。

第二，注重未来农业信息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即使在小规模生产的日本，农户中的互联网应用率也已超过50%，并在农业专家系统、农业信息获取及收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领域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普及。

因此，夯实农业基础，确保农业产业安全，特别是粮食总量安全是重中之重，它既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的中心任务，更是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

对待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要树立“宁可多点，不可不够”的观念，还要以“产品－服务－功能”三位一体的眼光来重新衡量农业的价值。

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我国进入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新阶段。

就加入WTO将给我国农业带来什么影响，在早期是有争论的。

应加强投资平台建设，鼓励有国内园区开发建设经验的农垦企业等在境外投资建设生产基地，对现有的境外农业合作资源进行适度整合，逐步建立由农场、农机具制造出口、仓储、物流、农产品加工及交易市场等组成的现代化境外农业产业体系。

鼓励涉农大型企业集团“走出去”，发挥其在投资管理、农业技术、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优势。

“可控”，就是要处理好进口增加与国内农业发展、出口国生产潜力释放的关系，充分考虑到农业对我国为数众多小农的重要性、出口国增加产量和出口量的艰巨性，避免对国内农业生产者和国际农产品市场带来大的冲击。

面向未来，我国需要科学确定主要农产品自给水平，合理安排农业产业发展优先序，在提高国内农业生产质量、效率和竞争力的基础上，多元、均衡、可控地释放农产品进口需求。

在新一轮开放中，农业一方面要继续消化加入WTO时的承诺和已签订区域贸易协定逐步释放出来的挑战和压力，另一方面还要承受开放的新举措、农业产业优势的新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压力。

一方面，应调整农业生产的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重塑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努力提高我国农业的产业素质和竞争力。

应对这种挑战和压力，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提高农业的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同时也需要谋划和实施全球农业战略，提高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和开放条件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