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

在董纯才认看来，科普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生产建设的重要渠道。

笔者认为，科普是一项社会活动，必然有着自己的规律和逻辑。

科普是患教层面的拓展与延伸，我们期望行业专家都能积极投身科普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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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科普（19）放射学的建立（上）

董纯才的科普思想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成功，对今天的科普工作也有诸多启发和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在整理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梳理出董纯才科普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具体内涵，力求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思想脉络，并为当下的科普工作提供一些启发和借鉴。

现有文献侧重于描述董纯才科普工作的经历，如王德文在《著名科普翻译家董纯才同志》中简要介绍了董纯才在科普翻译上的风格与成就[2]，《董纯才科普文稿》和《董纯才传》（第十一章）则对其科普实践经历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论述[3,4]，但对其科普思想的来龙去脉还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

丰富科普工作的主体

但是，作者拓展了“科学普及者”的边界，还原了科普情境的多维关系，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抽丝剥茧般地剖析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科学普及的复杂性，对当下我国的科普史研究和科普工作多有启迪和借鉴。

董纯才于1928年进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读，由生物学家秉志指导他研究生物学，为他以后从事科普工作打下了基础。

显然，这时的董纯才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融入自己的科普工作，他的科普思想也趋于成熟。

为促进科普下乡，他还提出要有更多的科普工作者创作适合农业生产的科普读物，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提高作品质量，切实保障农民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二是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抓住重点人群，提高科普工作的针对性。

今天，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群体更应该成为科普的主要关注对象【23】，这个群体数量庞大，科学素质普遍不高，更容易轻信各种谣言和伪科学，进而导致伪科学言论的肆意传播，这也是将来科普工作的一项重难点。

尽管董纯才是上个世纪的科普人物，但他的科普思想与实践对当代的科普工作仍具有现实意义。

通过理论研究，搞清科学知识普及的原则、方式、规律以及评估的策略，进而形成一套科普理论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科普活动，更有助于指导科普实践，提高科普工作效率。

首先，高质量的科普工作需要理论作为支撑。

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普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亟需梳理科普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董纯才还提出，科普工作要以青少年为重点，努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16]。

2017年，卞毓麟又提出“元科普”概念，意在鼓励与推动科学家对某一个前沿科学领域做全景式或特写式的通俗描述。

这里的“元科普”可以看作是“第一发球员”概念的延伸，但在科普实践中仍面临诸多问题。

他们在科普实践中不断调适着自己的科普方式或策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科普活动和科普作品确实对那个时代科学知识、方法的普及，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毋庸置疑，像赫胥黎这样的科学家亲自参与科普实践在欧美有很持久的传统，莱特曼列举了当代的萨根（CarlSagan）、霍金（StephenHawking）、道金斯（RichardDawkins）、格林（BrianGreene）等，其实还可以列上哈利利（JimAl-Khalili）、泰森（NeilTyson）、考克斯（BrianCox）这样当红的“科普明星”。

这些科学普及工作者信仰不同，工作方法不同，对职业科学家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亲近、有的排斥。

这本书论及了科普实践领域的数个核心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过去，学界对科学普及的认识，重点一直放在研究科学精英内部的职业化，但是通过对科普历史的研究，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

科普创新文化成为全社会共同精神财富

他们从事科普写作或开展科普活动的目的、方式各不相同，即使身份类似，也会有迥异之处。

全书主要按照科学普及者的类别分而述之，从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到女性科普作家，继而是科学表演者伍德（JohnGeorgeWood）和佩珀（JohnHenryPepper），然后是以进化论史诗为叙事方式的科学期刊的实践者、科普作家普罗克特（RichardProctor），最后是作为职业科学家的科学普及者赫胥黎和鲍尔（RobertBall）。

长久以来，科普内容的不足让患者和公众对这一疾病知之甚少，错误观念和污名化现象也进一步加剧了患者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同时具有数学家、科学史家、科普作家等多重身份的布洛诺夫斯基（JacobBronowski）打造出科普纪录片《人类的攀升》（TheAscentofMan），成为BBC经典；

创新科普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在维多利亚时代，科普作家已经能够与科学家竞相争雄，创作出优秀的科普作品。

比如，理论物理学家、科学史家派斯（AbrahamPais）是标准的科学家出身的科普作家，尽管他的《爱因斯坦传》（SubtleistheLord:

这些都是科普创作中的细节和技巧，体现了非科学家出身的科普作家的创作风格。

1995年，身兼科学家与科普作家的卞毓麟先生提出，“在整个科学传播链条中，科学家是无可替代的‘第一发球员’”。

”再比如，以进化论史诗为叙事方式的科普作家有两种诠释路径——宗教的和世俗的。

另外，莱特曼也拓展了科普编史学方法，他在第一章已经很好地总结了，比如对女性科普作家（占了近一半的数量）、中产阶级科学普及者的关注，以及商业出版对科学写作的影响等，都令人耳目一新。

在维多利亚时代科学职业化进程中，非科学家身份的科学普及者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们也希望为自己的社会角色谋求合理“辩护”。

如今，许多非科学家出身的科普作家创作的作品已经声名远播，比如索贝尔（DavaSobel）的《经度》（Longitude）和《一星一世界》（ThePlanets）、艾萨克森（WalterIsaacson）的《爱因斯坦传》（Einstein:

比如，以科学写作为职业的女性这一类别，“通常是因为家境、疾病、失去至亲等，有时不止一种原因，受经济所迫也是常见的因素，还有一些女性从事科学写作至少部分是出于宗教的使命感。

比如，牧师科普作家霍顿（WilliamHoughton）为了增加作品的权威性，在《英国昆虫概览》（SketchesofBritishInsects:

该书通过形形色色的普及者，建构起维多利亚时代的科普万花筒。

伊林的科普作品对董纯才的启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普创作的技巧，二是作品中所蕴含的历史观和自然辩证思想。

成型期：伊林科普作品的启发

起初，20世纪30年代，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下，他开始从事科普创作，先后为上海儿童书局、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编写了数十部科普作品，这是他科普思想的萌芽阶段。

再如，佩奇（DavidPage）可以在教科书与一般通俗读物之间游刃有余地切换，在地质学科普作品中，更强调大场景，不去纠缠细节。

相反，优秀的科普作品一定饱含创造性努力。

1978年，他在中国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指出，为繁荣科普创作，既需要专业队伍，也要组织业余队伍，让广大劳动群众也参与进来，共同创作出大量高水平科普作品[4]25。

一是要培养专业科普人才，创作高质量科普作品。

其次，科普作品还应用民族的形式写作，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4]63-64。

另一方面，科普创作应当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

在他看来，富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不仅可以普及科学知识，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爱国情感，使人们切实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升民族自豪感，进而为时代服务。

在接触并翻译伊林的科普作品后，董纯才获得很多启发，并于1935年改变文风，学习伊林用文艺化的手法创作科普作品，写出的《动物漫话》《麝牛抗敌记》《凤蝶外传》等获得了读者的好评。

基于此，董纯才提出，科普作品应书写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比如在治山、治水、治土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果。

此外，董纯才还提出，要发挥全体人员组织科普作品的评介活动，坚持优秀的科普作品一定经得起考验，在反复实践中提高科普作品的质量。

而且，我国科普对象众多，科普的社会需求巨大，但高质量供给严重不足，要持续产出大量的优秀科普作品，更需要培养专业的科普人才。

董纯才一生致力于科普实践，翻译、创作的科普作品超过二百万字，同时，他还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科普的理论，发表了不少文章。

董纯才为了写出好的科普作品，前期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收集资料，学习新知识，甚至亲自去观察，收集一手资料。

董纯才认为，实践是检验科普作品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4]36。

要使科普作品兼顾科学性、权威性和趣味性，科普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还要懂得写作，这样才能能够创作出受大众欢迎的作品。

为了写好科普作品，董纯才鼓励科普作家在掌握大量书本资料的基础上，还要调查研究，必要时向工人、农民，甚至向专家请教[18]162，将生活中实际观察到的、感受到的、体验到的东西融入科普创作。

因此，他鼓励通过观察基本的自然现象、进行科学实验、制作动植物标本等方式，获得一手资料，这样就可以把科普作品写得更真实。

如果科普作品只有枯燥的定理、公式、教条，群众是不喜欢读的，这样的作品也就达不到传播效果。

所谓“知识”，即科普作品要包含丰富的科学内容，它来源于书本和作者的生活实践两个方面。

此外，有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他还特意制作插图，比如他在《动物漫话》中，为了解释蝉的发声和生长发育过程，特意在文字旁放了两张插图，并在图下注明各个器官的名称，不仅形象直观，而且通俗易懂，大大提升了科普作品的可读性。

科普的对象是广大群众，必须将科学知识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让科普作品充满感染力，这样不仅可以普及科学知识，还能陶冶情操，提高读者的文学修养。

董纯才认为，好的科普作品一定是兼顾知识和思想的。

他主张将科学技术史融入科普作品，通过回顾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让群众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而且在认识的过程中能够改造自然，人类借助科学工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摘要董纯才是我国科普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一生创作和翻译了大量科普作品，为我国的科普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本文以大量的文稿史料为基础，梳理出董纯才科普思想形成的三大源流：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思想，伊林科普作品的启发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同时，他还是杰出的科普理论家，曾最早将“科学精神”融入科普创作，提出科普应传播“四科”（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1]，为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董纯才（1905-1990），20世纪中国著名教育家，科普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1979年，第一次全国科普创作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后改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正式成立，董纯才被选为第一任理事长，古稀之年，他依旧对科普充满热情，为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发光发热。

【备注】董纯才（1905—1990），湖北省大冶县人，教育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最早提出宣传科学精神的科普理论家。

因此，他认为，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壮大科普队伍，以促进我国科普事业的快速发展。

纵观董纯才的科普思想发展历程，可以从一个微观层面看到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轨迹，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科普范式演化的底层逻辑，总结下来，董先生对于中国科普事业的贡献与启发主要有如下三点。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且信息庞杂，科普内容的创作必须紧密贴合受众需求，且科普专家也应建立起专业且亲民的形象拉近与受众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