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

在竺可桢看来，科学精神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是科学存在的前提。

顾名思义，科学精神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一种规范性要求，而科学家精神既有在科学活动中对科学精神的坚守，还有作为社会人的使命，即科学家是社会的一份子，要承担社会人的一些角色。

众所周知，科学精神是在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所总结出来的，小科学时代的科学精神可以称作1.0版，那时的科学精神内涵比较简单，随着二战后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整体进入大科学时代，其内涵日益丰富，此时的科学精神可以称作2.0版，它的丰富内涵是伴随着当代科技建制的日益复杂化而累积形成的，这些新内容是老内涵所不具备的。

尤其是伴随着近代市场经济的兴起，科学精神的信奉者一定会基于该理念而得到实质性的（有形或无形的）回报或收益，并进行计算，然后做出调整或新的选择，否则，科学精神是无法传播更远或被更广泛的人所普遍接受的。

这些典范告诉我们，真正的科学精神，是对真理的无条件忠诚，而非对虚名的盲目追逐。

费曼的科学精神是“玩”出来的

费曼的科学精神是“玩”出来的费曼的科学精神是“玩”出来的精选

1、科学精神的表层结构：求实精神/求真精神（基于科学知识生产过程衍生出来的精神特质，这也是科学精神1.0版的副产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精神的表层结构的传播仅仅完成了人们的态度问题,而中层结构的传播则会展现科学精神内在的世界图景,只有底层结构才能真正启迪与丰富人类的心灵生活,但那是非常遥远的距离,我们只能通过逐渐增加这个层面的输出规模来提升科学精神传播的质量与广度。

求真、求实是需要具体能力和勇气的，绝大多数人很难具备这种条件，只要看看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伪科学现象，以及网络上各种反智思潮的泛滥，就可以略知科学精神的表层结构仅具有象征意义，很少发挥实质效用，它迫切需要中层结构与底层结构内涵的支撑。

第三，科学精神的表层结构大多由科普作家通过发表、讲座以及科技展览来实现，但是，这种科学精神的传播往往流于表面，很难内化于心并指导个人的生活实践，如我们在生活中很难看到对某个问题求真与求实的人，为什么呢？

科学精神的表层结构被公众所接受，底层结构被专业人士所接受，而科学精神的中层结构却被忽略了，造成表层结构与底层结构严重脱节，导致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才是科学精神的坚定捍卫者。

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科学精神传播主体出现功能交叉的现象，即有些科学家既承担科学精神底层结构内容的传播，又通过演讲、报告、宣讲等活动承担科学精神表层结构的传播，这在当今时代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时至今日，当下被寄予厚望传播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广谱多元的2.0版科学精神。

基于这种现实，传播科学精神的三驾马车中，短期来看，企业科学家应该成为第一主力，学院科学家次之，科普作家再次之；

从传播效果来看，企业科学家依托科技产品实物，传播效果最佳，科普工作者借助于表达能力次之，学院科学家的工作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传播的科学精神更接近于其本质，反而传播效果较差，受众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觉并理解它的价值和意义。

从图1，可以看出，大科学时代在传播科学精神的赛道上，存在三类主体。

学院科学家与科学精神的本质最贴近，传播的科学精神质量与密度也最大；

用传播科学精神1.0版的模式与路径去传播科学精神2.0版的内容，注定是小马拉大车，肯定无法实现预期中的科学精神传播的目标。

那么，如何有效传播科学精神2.0版呢？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科技突飞猛进的进步，科学精神的内涵日益丰富，早已完成从1.0版向2.0版的演变，这就决定了传播科学精神的主体愈发多元化，因为任何个体都无法涵盖科学精神的所有层面。

与之对照，在小科学时代，科学精神传播的主体与传播路径比较单一，仅仅依靠学院科学家利用讲座等形式向公众介绍科学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并传播科学精神的实质，如英国皇家科学院在伦敦自1825年以来所办的系列讲座，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由迈克尔·法拉第于1827年开启的圣诞讲座。

在传播科学精神2.0的实践过程中，不同的传播主体以独特的空间载体作为平台承担不同科学精神内涵的传播，具体见图2：

这三类主体的活动空间与传播模式也存在巨大差异，科普专家多活跃在科普研究机构、网络平台与科技场馆等空间，通过发表文章、讲座与举办科技社团活动等模式传播科学精神；

传播科学精神的三驾马车中谁应该是主力？

总而言之，国外学者关于科学精神的研究多集中在科学行为失范、建立新的科学伦理方面，涵盖了运动科学、生物医学、通信技术等各个学科的领域。

80年后的1996年，周光召院士在全国科普大会上首次将“科学精神”引入国家科普政策体系，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实施，即便从该概念进入科普法算起，科学精神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也已经传播20多年了，尽管公众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与认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这种进步与政策制定者与全社会的预期还是存在很大差距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那么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快速提升科学精神的普及率呢？

科学精神作为一种高级文化现象，其实它对受众的选择是有较高要求的，即不是什么人都有能力接受科学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升科学精神的普及率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推进，只有当科学精神水准高的受众或区域因此获得更大的收益，它才能成为公众主动接受的内在驱动力，好在那些发达地区相较于落后地区在科学精神上的差异，让这种内驱力得以永续，这也是受众可以低成本培养与维护的内在机制。

当三者都在场并顺畅的时候就会带来科学精神传播的“引爆点”，再加上我们独有的举国体制并配套相应的激励机制，使科学精神成为社会热点是可能的。

3、科学精神的底层结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基于理性和实证精神，这是科学精神1.0版的核心内容，也是最古老的科学精神基因）。

第一，科学精神的底层结构是科学精神的基础，这部分内涵对受众的认知与学识要求很高，它的主要传播模式是通过大学与科研院所从业者常年的规训，他们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接受与认同科学精神的底层内涵，批判与怀疑精神，回到社会层面，能够领会这层内涵的人群在总人口中占少数，只能通过教育与科研活动来实现。

从传播效果来看，三类主体的传播效果存在共性，即影响力越大传播效果越好，如爱因斯坦、费曼等知名科学家哪怕是传播枯燥难懂的科学精神底层结构，效果也远好于普通的科学家。

Weldon（2020）更进一步拓展了科学精神的内涵，指出其超越了单纯的实证主义，不仅提供知识，更蕴含道德准则和理想，能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指导。

传统的1.0版科学精神其内涵与结构大多是单一特质与线性结构，这是科学处于童年时期的特征，如果当下仍沿用这种科学精神结构去传播效果肯定很不理想，对此，我们不妨看看传统科学传播视野下的科学精神的内涵与传播方式。

第二，着眼当下，最为缺乏的是对科学精神中层结构内涵的理解与传播，即协作精神与民主精神的“隐身”，这是我们的文化中比较缺少的，中国的科技企业家很少在公开场合宣传这种科学精神内涵，其主要原因包括环境的限制与趋利避害的中庸考量，与西方科技企业相比，中国似乎缺乏如奥尔特曼、哈萨比斯那样的企业科学家，这对于全社会准确理解科学精神是非常不利的，协作与民主精神是科学取得伟大成就的主要内在机制，也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一种度量标准。

反观国内科学精神传播的实际状况可以发现存在如下两个问题：首先，科学精神的内涵结构被严重撕裂，导致群体在认知上无法达成共识。

2.0版的科学精神内涵可以分为三层，表层结构的核心内容是求实精神与求真精神。

众所周知，科学精神是在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所总结出来的，小科学时代的科学精神可以称作1.0版，那时的科学精神内涵比较简单，随着二战后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整体进入大科学时代，其内涵日益丰富，此时的科学精神可以称作2.0版，它的丰富内涵是伴随着当代科技建制的日益复杂化而累积形成的，这些新内容是老内涵所不具备的。

据笔者观察，造成科学精神传播不理想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在传播链的源头上，关于科学精神的内涵的理解上就存在认知偏差。

这就使原本在场的丰富的科学精神内涵被严重遮蔽。

那么，当下2.0版的科学精神内涵有什么样的结构与内容呢？

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快速发展，科学精神的内涵与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精神最初是由少数精英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逐渐总结提炼出来的，这些独特的精神特质构成了科学大厦的底层架构，随着科研活动的日益拓展，科学精神的内涵变得愈发丰富与庞杂。

至此，科学精神的内涵从贫乏到丰富，科学精神的内涵存量也愈发充实，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进程与整个科技发展几乎同步。

科学精神内容多了，就需要分类，否则科学精神的丰富内容就无法清晰呈现与有效传播。

图1：三类传播主体与科学精神的关系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当下中国科学精神传播链条中出现的明显缺席是缺少企业科学家/工程师的大量介入，由此带来人员、附着力以及环境威力都出现严重打折扣现象，最终导致当下科学精神的传播效果不理想的局面，因而无法形成科学精神传播的“引爆点”。

结合这个结构，基于科学精神传播链的结构，可以看到，三类传播主体中，专业科普人士相当于联络员，连接科学与公众；

科学精神传播链中的在场、缺席与引爆点

科学精神传播链中的在场、缺席与引爆点科学精神传播链中的在场、缺席与引爆点精选

2、科学精神传播主体、模式与路径选择

最后，聚焦三类主体在科学精神传播中采用的具体模式，不难发现三类主体所运用的传播模式各有特色。

科学精神的传播离不开空间载体，上述三类传播主体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分别是：大学与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与专业科普机构（科普研究机构、科技馆等）。

关于传播主体有一个普遍规律，传播主体声望越高，科学精神的传播效果也越好。

按照常规的信息传播结构来看，信源（内容）、传播主体与信宿（受众）构成了科学精神传播的主传播链，如果科学精神的传播效果不理想，可以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倒推问题成因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法。

科学精神传播的最低目标是保证整个社会的认知不会出现倒退，然后才是最大限度上提升公众的科学精神水平，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准线。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科学精神传播的链条与赛道上亟需大量企业科学家/工程师的出场。

观念与社会进步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考虑到科学是近代以来比较晚近的事情，对中国而言，整个社会的进步会增强激励对科学精神的传播与接受。

使科学精神传播成为社会的热点，需要一些条件，按照英裔加拿大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观点，一个产品或思想能流行起来，需要三个条件，首先，个别人物法则。

至于环境威力就更好理解了，从大到发达国家小到发达地区，这类环境都有助于科学精神的传播，反之亦然。

科学精神中层结构的传播要依靠企业科学家的努力与整个社会科技的进步，让人们看到这些企业与成果对于生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所起到的作用，从而激发人们探求科学精神中的协作与民主机制。

2、科学精神的中层结构：协作精神与民主精神（这是大科学时代科学有序运行的基本组织保障，也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得以运行的基本原则，否则无法想象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中国的“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能够完成，协作与民主可以看作科学精神2.0版的核心内容）；

其次，当科学精神的中层结构被有意或无意地缺席，就会导致社会认知出现断裂，致使科学精神沦为一种毫无用处的空对空的概念游戏，中层结构的核心旨趣是什么？

总结这些著名的科技公司之所以能取得伟大成功，皆源于其建基于最新的科技知识上，并在运行中时刻以科学精神的中层结构如平等、自由、开放、合作等作为行动指南，这些都是科学精神在建制化运行中的具体体现，缺少了这种维度的科学精神支撑，任何科学建制的有序运行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

企业科学家/工程师大多任职于高科技企业，通过研发、展示与推广新的高科技产品，从而实现对科学精神的中层结构的传播，这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传播模式，如OpenAI的萨姆·奥尔特曼、DeepMind的哈萨比斯等都是任职于高科技企业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他们都创造出改变世界的伟大科技产品，以及他们每一次的新产品发布、推广与演讲都会获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也完美的展现了科学精神中的协作与民主的内涵；

当今的科学早已告别了个人英雄主义时代，进入了大规模、大投入、大设备、大团队、大风险的大科学时代，科学事业能取得如此快速的进步和发展，其背后支撑科学活动的科学精神已然进入2.0版，那么，科学精神的2.0版又包括哪些新的内容呢？

毕竟科学精神2.0版是在1.0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此，科学精神2.0版的内涵结构已经清晰可见。

然而吊诡的是，当代科技的最光鲜的名片是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高科技企业，它们既推动了社会进步，又实实在在地践行了科学精神2.0版的核心旨趣：协作与民主精神。

同时在科学精神2.0版的传播链条上，还需要厘清两个概念：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

即把科学精神1.0版的内涵当成的科学精神2.0版的内涵去传播，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传统狭窄内涵与当下公众的多元偏好相脱节。

这些论述表明，科学精神1.0版的核心在于以理性和实证为基础，始终以追求真理为主线，并在此过程中体现其价值与意义。

科学精神的表层结构被公众所接受，底层结构被专业人士所接受，而科学精神的中层结构却被忽略了，造成表层结构与底层结构严重脱节，导致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才是科学精神的坚定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