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在《城市意象》中文版首译出版（1990年）后，李郇与徐雪强于1993年首次应用该理论分析中国城市（李郇、徐雪强，1993）；

随后涌现一系列城市意象理论引介文章（张明，1987）。

林奇坚持认为城市设计应该是开放包容的跨学科教育体系，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他的代表作《城市意象》（1960）。

《城市的意象》一书已有三个中文版本，并且多次再版。

《城市的意象》与《场地规划》两部作品于1990年代在中国出版，而《良好城市形态》则在21世纪初被引入中国。

2000年后，随着国内城市设计研究勃兴，引用林奇理论的文献呈指数增长（陈纪凯和马瑞，2009；

顾朝林与宋国臣（2001）通过认知地图研究发现：在北京老城区，节点、区域、地标和路径共同构成城市意象，而新城区仅有地标元素在公众认知中表现突出。

如图3所示，宁波姚江新区的规划师运用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构建了新区整体空间结构；

林奇与其弟子（如DavidCrane、DonaldAppleyard等）共同推动了英语国家城市设计教育及学术研究的发展——他1954年在MIT创建的城市设计课程（Orillard,2014），相较于哈佛设计研究院偏重设计实践的工作室教学，更强调学术研究导向。

用城市意象五要素塑造宁波姚江新区的城市结构。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些院校开始开设城市设计课程和研究课程，包括清华大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东南大学和同济大学。

林奇城市意象五要素方法在广州的应用。

尽管这些要素为解读心理意象提供了基础框架，但心理意象的真正塑造的关键仍在于人类自身，在城市的演进历程中我们始终是城市心理意象的共同缔造者。

关于林奇思想对中国城市影响的系统分析少得令人惊讶，因此我们在此旨在确定林奇的贡献对中国城市发展、城市设计实践以及动态系统中的教育过程的影响。

林奇的思想源于国际经验，尤其是美国经验，对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建设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

他强调城市形态与人类栖息地之间存在互塑关系——这种相互作用塑造了人类活动，因此二者都应作为城市设计的基础。

林奇在《城市形态》（1984）中虽逐一论及这些分类，但其思想显然倾重于人本主义取向。

我们对与林奇及其作品相关的中文文献中类似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排名前十的关键词分别是城市/城市/景观/环境/公共形象、城市设计、心理地图、城市特征、保护、五要素、城市认同、城市形态、研究方法和地方认同。

义乌西蒙街改造项目采用林奇的“城市形态五标准”评估城中村空间与居民活动的关系（Zhang&Shan，2015）；

林奇关于城市形态的著作通常是最佳的入门读物。

林奇关于良好城市形态的研究已成为评估中国建成环境的重要参考，其涵盖了使地方宜居、可感知、可访问和适宜性的广泛议题。

随后使用搜索引擎捕获了描述城市环境特征的词汇频率数据，并将最常使用的词汇与城市形象相匹配，揭示了对公众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形态元素（陈梦媛，2016年）。

高速城市化从21世纪头十年开始，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带来了多重挑战，林奇的理念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作为吸引当地社区参与城市建设和确保社会文化利益在发展决策中得到更重视的方式。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35）:

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实践和理论思想方面的交流甚少。

西方的城市规划体系和实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兴起，但随着中国城市建设形式和规模的加速发展以及国际先进经验的大量引入，其作用日益凸显（Sun,2018）。

2015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旨在引导城市建设的和谐发展并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例如，避免“怪异建筑”现象），从而在中国正式确立了城市设计实践的合法性。

他植根于人本主义精神、基于城市认知心理分析所构建的城市建设理论，在过去30年间深刻塑造了中国城市设计方法的演进轨迹，有力推动了城市设计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城市规划管理体系的革新。

第一部分根据林奇女儿的叙述，以及对与林奇有联系或访问过林奇任教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中国学者的采访，勾勒出林奇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联系。

第三部分侧重于林奇的理论和实践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城市建设中的应用，并探讨中国规划师如何在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应用林奇的观点。

2林奇对中国城市设计影响的文献分析

中国城市规划理论领军人物、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广君教授在MIT进修期间，“倾尽积蓄购齐林奇著作.

这些著作对中国几代城市设计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5年成立的MIT-清华联合城市设计工作室是这一合作的开端，其灵感源自林奇的中国之行，并得益于MIT孙保罗基金的资助。

梁鹤年现仍在加拿大讲授中国城市发展课程，并定期在清华讲学。

从1978年到201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7.9%上升到57.5%，每年以超过1%的速度增长（Tian，2016）。

作为融贯城市规划、建筑学、景观设计与工程学的跨学科领域，城市设计需要运用多元视角解决城市问题。

如图2所示，国内相关研究可分为四大类：林奇生平及思想演变历程研究、林奇城市研究的理论方法论、林奇理论的实际应用以及对中国城市设计教育的推动作用。

中国的城市设计实践扩展到更广泛的尺度和项目类型，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尺度项目，如市中心复兴、新区开发、社区规划、大型活动场地规划和历史街区保护。

在经过长时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实验之后，中国的城市设计活动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取得了显著进展。

目前中国城市规划课程的注册学生数量超过了北美和欧盟的总和；

至2012年，中国城市规划专业数量达到175个，相比1989年增长了10倍（Hou,2017年）。

1993年在广州进行的一项城市设计项目，展示了林奇城市形象方法在中国城市的实际应用（Li&Xu,1993）。

中国城市在空间形态上与西方城市存在显著差异（Day,Alfonzo,Chen,Guo&Karen,2013;

中国城市居民通常对参与发展问题持保留态度，这与谦逊和服从权威的传统相一致。

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框架图

中国的城市规划与设计课程起源于建筑教育，注重设计与工程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设计活动在2014年以来的第三阶段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经历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实验。

中国的城市设计活动迅速扩大；

中国的城市设计活动迅速扩展；

当时中国城市设计的思维模式，主要遵循苏联的模式，主要集中在新城市区域或重要广场和街道的美学问题上，以及面对广场和街道的建筑物细部建筑设计。

林奇对中国城市设计的影响可从三个不同的阶段体现，这反映了自1978年以来城市发展的变化。

林奇对中国城市设计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反映了1978年以来城市发展的变化。

林奇的人本研究方法和环境行为研究，虽然并未忽视基于美学的城市设计，但通过注入人类活动、环境主义和心理学，丰富了中国的城市设计话语。

自2014年以来，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实验，中国的城市设计活动在第三阶段取得了显著进步。

2014年5月，首次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迈入新的历史阶段要求国家机构调整战略举措，以应对当前的挑战。

林奇与其他来自国外的规划师一起，以其从实践中发展理论而非追求抽象概念的理念，对中国的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Zhang,1993）。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林奇理论对中国城市发展、设计实践及城市设计教育理念所产生了影响。

考虑到中国城市发展和规划的规模和节奏，以及城市设计在中国城市规划中的核心作用，确定林奇思想的重要影响是有益的。

须知，意象建构是代际经验积淀的精密织物，唯有尊重其自组织逻辑，方能孕育出韧性、包容且富有在地性的城市图景。

林奇对此作出清晰阐释：“我们不仅是这场城市图景的旁观者，更是其中的参与者，与其他角色共同演绎着空间的叙事”（Lynch,1960,第2页）。

吴院士向代表团展示了一批中国古代城市历史地图，他回忆道，林奇对中国学者能重启城市历史与社会发展研究感到异常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