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感染病指南提供“中国式”升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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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王福生
临床实践指南与专家共识（以下简称“指南共识”），是将医学证据转化为可执行的临床决策的重要载体。感染性疾病作为对人类健康最古老、最持久的威胁之一，其诊疗规范的科学性、时效性与适用性尤为重要。当前，疾病谱变化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确定性强、抗感染药物与病原学技术迭代迅速、不同地区医疗能力差异显著，我们迫切需要一批“信得过、用得上、推得开”的高质量指南共识，以规范临床诊疗、提升医疗救治水平。
指南共识发展迈向新阶段
近年来，中国感染病领域指南共识产出明显加速，其覆盖范围从传统的病毒性肝炎、结核病、艾滋病、细菌真菌感染，延伸至发热待查、重症感染、脓毒症相关管理、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感染预防与控制、耐药菌管理、疫苗接种与暴露后预防等更广泛的议题。
与此同时，诊断技术（分子检测、宏基因组等）、治疗手段（新型抗病毒药物、免疫调节、基因/细胞治疗等）与管理模式（分级诊疗、医联体协同、信息化监测）不断更新，也推动了指南共识数量的快速增加。但从整体看，部分指南共识仍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实施推广不足、更新迭代滞后等问题。
过去20年，伴随着我国卫生健康事业飞速发展，感染病领域的指南共识也经历了一场从“数量驱动”到“质量引领”的变革。回顾这段历程、审视当下现状、展望未来方向，对于提升我国感染病整体防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评价体系稳步建设
“指南科学性、透明性和适用性评级（STAR）”是中国影响力最大、参与专家最多、覆盖面最广的指南共识评级项目。在STAR工作组全体同仁的努力下，中国指南共识规范化建设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步。除了定期对包括感染病在内的40余个专科指南共识进行系统科学的评价外，STAR工作组还与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实施与知识转化合作中心等举办系列方法学培训班，加强各专科指南共识制修订和评价方面的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
STAR感染传染病学专科委员会的成立与发展，有效提升了该领域指南共识的质量。未来，不断得到优化的STAR评价体系将深度融入指南共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在感染病领域，特别需要关注和完善快速诊疗指南（如应对突发疫情）、诊断测试指南，以及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协作（如感染、重症医学、临床药学、微生物检验等）的复杂指南共识的方法学评价标准。例如，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流感治疗和药物预防临床实践指南（2025版）》，是我们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快速建议和STAR推荐的制订方法，协调了包括呼吸、感染、儿科、急诊、重症医学、妇产科、医院管理、药学及循证医学等学科相关专家共同完成编写。该指南优选了9个主要临床问题，检索和分析国内外高质量相关指南和证据，给出了21条推荐意见。
探索迭代升级的“中国路径”
感染病领域的指南共识有着不同于慢性病或其他专科的“特殊基因”，不仅关乎个体救治，还关乎群体免疫；不仅是临床医生的行动灯塔，还是国家公共卫生决策的战术蓝本。
站在新起点审视感染病领域的指南共识建设，我们不应止步于方法学的规范性，更要追求临床维度的精准性与全球视野的引领性，形成中国感染病指南共识的升级方案。
第一，应在聚焦临床情境时，强化公共卫生属性。世界卫生组织近年来发布的系列人免疫缺陷病毒（HIV）防控指南，不仅包含了治疗方案推荐，还涵盖预防、检测、服务提供和监测等综合内容。这就是感染病指南共识的“双重属性”：它既是医生手中的诊疗规范，又是守护人群健康的公共卫生契约。我国感染病指南共识的制订，同样应将诊疗规范与防控策略有机衔接，使其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第二，夯实循证基础，建立指南共识快速更新机制。传染病尤其是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变异快、传播态势多变，业内的临床诊疗经验持续积累，指南共识的时效性直接决定临床救治效果和公共卫生防控效率。未来的指南共识不应该是厚重的“教科书”，而是随时更新的动态推荐。世界卫生组织和《英国医学杂志》（BMJ）近年来大力推广“活指南”模式，为突发传染病指南更新提供重要参考，其核心是证据出现新变化即启动评估，短时间内完成推荐意见调整。我国的感染病学界正在积极拥抱这一变革。
我们要摒弃“指南一发管十年，临床实践已变天”的滞后现象，同时也不能简单提速，而是要重构证据逻辑，通过建立覆盖病原学监测、临床诊疗、防控实践的“证据雷达”系统，用数据更新触发指南共识迭代；特别是在应对新发和季节性传染病，以及未知病原体引起的突发传染病时，我们的指南共识应当是“活”的，力争做到病毒变异、传播特征、临床救治新证据的实时捕捉与评估，让指南共识始终紧跟突发传染病的防控与诊疗需求。
第三，多元数据与证据破解新发突发传染病临床诊疗难题。我国学者在制订本土指南共识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是缺乏来自中国的高质量临床研究。目前使用的多数证据来自欧美，由于人群与疾病特征的差异，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此外，在应对新发传染病初期、罕见感染病或复杂耐药菌感染时，短期内缺乏传统研究证据，临床证据“真空”困境亟待解决。因此，证据基础应从依赖传统随机对照试验（RCT），向多元证据融合转变。
高质量真实世界数据、病原体基因组监测数据、数学模型预测、人工智能加速证据整合等，正被系统性地纳入证据评估体系，为临床提供及时、可靠、适配中国人群的决策依据。针对突发传染病的未知领域，如未知病原体的识别、新型治疗手段的快速验证、危重症患者的分层管理等，多元证据的交叉验证可为临床提供及时、可靠、适配中国人群的决策依据。
第四，既要深入基层实践，又要参与全球治理。我国幅员辽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基层医生对规范化诊疗的掌握程度参差不齐。因此，未来的指南共识必须重视适用性，要开发适合基层医生阅读的“口袋书”，积极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将规则植入基层临床实践。
随着我国学者临床研究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我们逐渐具备了牵头制订国际指南的能力。STAR项目的愿景之一是让“中国推荐走向世界”。我们鼓励将方法学严谨、证据扎实、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感染病指南推向国际，同时，探索建立区域性感染病指南协作网络，分享经验、加强协同，让中国标准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一部分。
未来的感染病诊疗指南与决策支持，将不再是医生书架上尘封的典籍，而是融入临床工作流的智能伙伴；不再是僵化的条文规定，而是随证据流动的活水；不再是只能解决临床问题，而是可与公共卫生领域联动发挥作用；不再仅是学术产出，而是全球协作的知识网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感染性疾病学界应当且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