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共体

目前，很多其他医共体改革的试点地区也存在同样问题，虽然横向“捆绑”了县级医院，但纵向上进一步整合乡镇卫生院则遭遇了不少困难与阻力。

医共体改革时，医改小组直接下令，要求县直组织、人事、财务、绩效、医保等有关部门把办医自主权下放给总医院。

我建议，未来可以考虑将公益一类的乡镇卫生院和公益二类的县医院统一合并成“医疗卫生类事业单位”，也就是针对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单设一类特殊的编制，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医共体改革的编制、财政难题。

薪酬制度改革，对医共体改革的意义是什么？

也就是说，医共体改革是医保“包干到县”的前提，如果没有通过医共体建设，将市区内的所有参保对象按照县域实现网格化管理，“打包”支付就不具有可操作性，也无法实现“保健康”的终极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除三明市外，目前多数医共体改革的地区虽然也实行了薪酬制度改革，但基本只有总院、分院的院长、副院长级别能实现年薪制，普通医务人员仍无法做到这点，绩效改革的整体逻辑是“多劳多得、优绩优酬”，这可能带来哪些后果？

我一直认为，实现“以健康为中心”的医共体改革，医保基金的使用理念就必须转变，其内核要从“购买医疗”转向“购买健康”，从“基本医疗保险”到“基本医疗保障”再上升到“基本健康保障”。

最后一种才是我们医共体改革的终极目标。

这就是为何医共体改革多年，一直说要强基层，但人才“进不了县、下不了乡”的局面仍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从三明医改经验来看，医共体改革最好从市级向下推，这样很多工作会更容易做，也较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医共体的改革县希望实行医保“打包”支付，但由于医保资金是市级统筹，而一些市医保部门对此态度较为保守，主要担心“打包”出去后，无法掌控医保资金安全。

《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三明市启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时，距离三明医改开启已过去了六年。

詹积富：医共体改革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必须有政府充分的授权。

詹积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之前，我国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管理长期呈现碎片化状态，不同层级医院之间处于竞争关系。

詹积富：通过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我们已经形成了县乡村一体化的基层医疗体系，打造出了一辆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通向健康的汽车”，但车没有油和引擎还是开不动，医保基金就相当于这辆车的引擎，是一个用来撬动医防融合的杠杆。

尤其是法人代表的统一，必须从一开始就“一竿子插到底”，医共体内成员单位只有唯一的法人代表，就是总医院院长，法人代表不统一，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之间就很难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