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德国的博士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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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6-20 11:22
| 系统分类: 海外观察
昨天晚上，原来的同事李老师给我发来一张照片，问我： “ 郭爱克的博士帽上顶着什么东西？ ” 那张照片比较模糊，我在手机上看了一下回复说： “ 应该是他的科研成果！ ” 那确实是郭老研究的对象，一只苍蝇。因为那只苍蝇模型头朝后，所以一般情况下，不熟悉的人不容易从这张照片中看出郭老博士帽上有什么。
图1、 1979年 郭 爱克 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博士学位时（照片来自网络）
德国的博士研究生，学位答辩前，同事们都会给他准备一顶自制的独一无二的博士帽。在这顶博士帽上，贴满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
我记得我博士论文答辩前的一个早晨，我进了办公室，看见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实验员 Liese 突然将她手里的东西往她的抽屉里面放，显然是在回避我。我只看见是一些黑色的纸，她的桌子上还有一个用红毛线编的粗绳。我因为还有其他的事情，换了实验室的鞋，就去实验室了。
我是 1992 年 12 月中旬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答辩的那天，天气阴沉沉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几个好朋友就已经来到了我的家里。除了王光是杜塞尔多夫的以外，小马住在伍珀塔尔，老姚在艾森。他们来到我家里，纯粹就是为了帮助我准备第二天中午的庆祝午餐。他们调好了肉馅，拌上白萝卜丝，发好了面，准备包包子。另外德国人去中餐馆吃饭，一定要点春卷，他们以为春卷是中餐中最好的点心。我也去亚洲商店买了一些春卷皮，让大家帮助炸了几十个春卷。啤酒是 Peter 帮我从 Schumacher 工厂店专门买的。 Schumacher 是德国最好的黑啤酒。假如你到了杜塞尔多夫，一定要去老城的酒厂店喝一杯。他们每天也不多生产，就那么几桶。我要的几箱啤酒，还是 Peter 几个月前就去下的订单。我们还做了凉粉。凉粉的德语名，我给起的名字是“ chinesische Pudding ”，德国人也很爱吃。其他的诸如中国凉菜、德国色拉这些都是老姚、小马还有王光手到擒来的。说起来惭愧，我到德国之前没有见过布丁，我们在山西大学培训德语的时候，菜单上有 Pudding 这个词，好像是老毕就问老师， Pudding 是个什么吃的？老师也不知道，回答说，大概是某种色拉吧！到了德国我才第一次吃上布丁。有一次请德国人来宿舍吃饭，我就做了一点儿凉粉，他们觉得好吃。我就给凉粉起了一个 chinesische Pudding 的名字糊弄了过去。这之后，只要请德国人吃饭，我就一定会准备一点儿 chinesische Pudding 。
答辩那天早晨，我很早就起了床，赶紧洗漱了一下，让王光给我打上了领带。说实在的，我博士答辩的这一次，是我第三次打领带。第一次是我出国的飞机上，第二次是去见我的导师 Wunderlich 的时候，是波鸿的小魏给我打的。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衬衣下摆应该放到裤子里。我见了 Wunderlich ，他看见我很奇怪。以至于 30 年以后，他回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嘲笑我没有系裤带。回国以后，在一些正式场合，我也打过几回领带，但是我自己根本不会打，都是朋友们帮我系的。
答辩非常顺利。当我从教室走出来以后， Hans-Peter 已经领着大家等候在门口了。我推开教室门出来的时候，同事们给我鼓掌欢呼，他们还给我套上了一件印有 Pc90DNA 序列和我大头照的老头衫。不知道是谁，还放了两支彩色碎纸炮。我当时头脑里一片空白，晕晕的。耳旁都是祝福的声音，我只是机械地不停地向周围的人说谢谢！
德国人习惯，毕业答辩的时候，父母妻子等家人都会出现在现场。但是当时就我独身一人在德国留学。幸亏还有很多老乡和中国同学没有让我感到孤独，他们都来了我们研究所分享着我的喜悦和荣耀。第一个赶到教室外面的中国同学是杨旭，她在医学院读博士，家在伍珀塔尔。她来的时候， Wunderlich 还没有出来，我们正准备照相。所以见证我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杨旭。
图2、1992年12月博士答辩后与实验室同事在研究所门口合影
（第一排左一是Liese，右一是杨旭，右二是Hans-Peter，杨旭和Hans-Peter之间的是Hans-Peter 的夫人Ulla）
过了一会儿，我导师也从会场出来了，他从 Liese 手里接过博士帽，戴到我的头上，还说了一句，这个红辫子真好！我也见过其他同事的博士帽，他们的辫子都是黑色的，唯独我的是红色的。事后我才知道，这是 Hans-Peter 的主意。他告诉 Liese ，我来自红色中国，所以他们就给我的博士帽上安了一条红辫子。我的博士帽上贴满了 DNA 的序列，加样器上的枪尖、试管什么的，还有一个干的聚丙烯酰胺凝胶。这个凝胶是我跑完蛋白电泳以后， Hans-Peter 专门让我干燥的。我把干燥后的凝胶交给 Hans-Peter 以后，他就随手扔在了办公桌上。我当时很奇怪，要这么一个凝胶能干什么？遗憾的是，到现在我的博士帽上的其他东西都还很完好，只有这个凝胶粉化了。徐岗的夫人王帆是在德国马普所获得的博士学位，她是研究果蝇的，所以她的博士帽上也有一只苍蝇。我的学生单川告诉我，他研究 snail 蛋白的功能，所以他的博士帽上有只蜗牛。老姚是研究汽车发动机的，他的博士帽上就有一辆汽车，还有发动机的活塞模型。
图3、姚晋牛的博士帽，他是研究汽车发动机的
然后大家就扶我坐进了一辆三轮车里。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找来的这辆车，车斗在前面， Wunderlich 在后面骑着，绕着学校游行。大家从实验室里拿出来铁簸箕敲打着，装试管的铝桶里面也装上了石子摇晃着。伴随着这些奇怪的打击乐，昭告天下，我们实验室又有一个人获得博士学位了！我的好朋友徐岗也是那些天毕业答辩的，他的花车被装扮成了一架飞往美国的飞机，因为徐岗在答辩后，要去美国读博士后了。我问了一下德国其他城市的同学，他们博士毕业后，并没有花车游巡。明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梁爱华告诉我，她答辩完以后，手头只有一个成绩，然后四个同事抬着她从主楼回到了实验室。看来花车巡游这一行为可能就是杜塞尔多夫的风俗吧！
回到所里，中国同学已经从我家里来了。在一个比较大的办公室里，食物在桌子上摆满了。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的教育参赞徐文良和二秘董金平老师也来了。他们先去了 Wunderlich 办公室和他聊了一会儿天，然后也来到这个办公室，分享着食物，也分享着我的快乐。
遗憾的是，我当时就顾着高兴了，忘记与徐参赞和董老师一起照张相了，当然我也没有和我导师 Wunderlich 一起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留个纪念。唯一戴着博士帽和实验室的人们一起的照片（里面还没有 Wunderlich ！）就成了我日后回忆的记录和遗憾。我最近一定要安排一次去德国的旅行，戴上我的博士帽，穿上那件特殊的老头衫，去和 Wunderlich 拍一张合影。这个愿望，我想应该能够很快实现的！
图4、1993年2月在住所摆拍
又过了一个月，我爱人才来到了德国和我团聚。 1993 年 3 月，学校通知我去行政楼取博士学位证书。德国的博士学位证书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写着我的姓名，博士论文题目和答辩的成绩。答辩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我的成绩是： Summa cum laude ，可是毕业证上却用德语写的： Sehr Gut 。回到家里，夫人觉得，没有一张我自己戴博士帽的照片，我也不好意思去学校摆拍，就在我们住的阁楼上，穿着那件实验室同事们送我的老头衫，在家里拍了一张照片，算是留念吧。
我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没有参加过自己的学位授予仪式。但是 1993 年 3 月份，我去柏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时候，住在秦志海家。他问我某天晚上是否有空，去参加柏林自由大学举行的博士学位授予典礼。因为那天晚上要给志海颁发博士学位了。我当然有时间，没有时间也得有时间。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志海夫妇和我）一起，从志海家出发，到了他们学校的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那间教室里，应该可以放下几百人。参加这个典礼的人，一群一伙的，有些人年纪还很大，有些是孩子，显然是和我一样身份的至爱亲朋。仪式上，学校领导讲了话，我记得还有一个女生讲了她的博士研究工作，是关于水通道蛋白的电生理研究的。然后就是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能上台领博士证书的没有几个人，都是获得“ Summa cum laude ”成绩的。志海也在其中。志海比我小几岁，但是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在我们年级里都是最好的。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前几天看过的一个短视频，清华大学的某个教授说，学位服来自于僧侣袍。美国的学校学生毕业的时候都穿学位服，我不知道发明学位服的法国，学生毕业时是否也穿学位服。反正在德国我还没有看见有人穿专门的学位服。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很多都学美国，所以现在学生们毕业，也都穿上了学位服。在毕业典礼上，导师们还要将学位帽上的帽穗从右边拨到左边，表示学生们通过几年的学习，获得了相应的学位。
这几天，又到毕业季了，学校里成群结队的毕业生们，穿着学位服在各个景点打卡、拍照、留念。祝贺各位马上要离开大学校门的学生们，当你们累了的时候，定要停下来歇一歇，想一想大学校园给你们留下美好回忆的地方。当你们取得更大成就的时候，一定要回来看看这个给你们充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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