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就觉得写东西好像也不难，人家能写我也能
少年时代开始写作的石一枫，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稳健而顺利。他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具有相当优秀的理论素养。用著名评论家孟繁华的话说：“他引起文学界广泛注意，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几部中篇小说。这几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巨变背景下的道德困境，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这个时代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
关注时代，关注现实，是石一枫的写作特色。他的作品写了小人物的无助与挣扎，内涵却富有历史感。他笔下的人物性格饱满，充满张力，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评论认为他的写作承继的是老舍和茅盾的文学传统，具有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他说他供职的《当代》杂志就是一本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刊物，他在这里受到熏陶和启发，他的写作也因此更加贴近社会和人。
《瞭望》& 石一枫
《瞭望》：你出生于1979年，属于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茬人，作为一个作家，这个时代给你和你的作品带来了什么？
石一枫：人都是时代塑造的嘛，改革开放给个人带来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涵盖了迄今以来我所经历的一切社会变化。从日常层面来说，比如丰衣足食，这在平常看来就是生活的常态，但历史地想一想，其实还挺值得震惊的。我们这代人尤其是城市孩子，可能是中国几百年来不必为了填饱肚子而发愁的第一拨年轻人。在一个社会上升期度过青少年时代，还给人带来一个心理上的影响，就是基本上对生活抱有一种乐观的想法，觉得今天的不如意明天都能解决，觉得世界是前进的、蓬勃的，而我们的一大使命就是拥抱世界。这种心理搁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是心理暗示，搁在一小撮人身上叫集体无意识，搁在一代人身上就是客观现实了。
对写作的影响当然也有，文变染乎世情么。我承认比起以前的作家，我的东西包括我们这拨儿作家的东西普遍发“甜”，透着没经过事儿，哪怕哭天喊地的绝望往往也是装腔作势，但这其实没什么，毕竟“苦难令人深刻”这个命题也很可疑对吧？我想，只要能意识到那点儿“甜”是从哪儿来的、将来有没有可能继续“甜”下去也就够了。说到底还是眼界开阔点儿，心态开通点儿，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
《瞭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互联网等等带来观念和生活形态的多样化，你赶上了一个多元发展的社会，选择也是多样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为何要当一个作家？
石一枫：原来有句话叫“文学改变命运”，可能我也属于这种情况，只不过是反着改变的——我老开玩笑，如果干别的没准儿哥们儿早“发”了。还有个笑话，过去有个电影叫《中国最后一个太监》，讲的是一懵懂少年立志进宫，没想到刚一做完手术，听说皇上退位了。对比一下上世纪80年代所谓的文学黄金时期，我觉得我当了个作家的经历好像也差不多——搞了半天文学，文学没那么多人看了。不过想开了也没什么，社会进步的表现不恰恰就是多元么？要还是全国人民嗷嗷待哺地等着那一小撮作家启蒙，我都替作家臊得慌。说到底还是喜欢这事儿，能把业余爱好变成谋生的职业，这说来也算幸运。
《瞭望》：最早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是怎样的契机让你成为一个作家？
石一枫：刚开始就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把发生在身边的学校生活写下来，一看还挺长。当时住的那个院儿里有个非常有名的作家，我们都看过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觉得他是大师，我父亲就把我写的小说拿给他看看。他看完之后觉得还行，推荐给了《北京文学》杂志，没想到就发表了。记得还是手写稿，我的字儿特烂，我妈怕拿出去让人笑话，就给我抄了一遍。后来科技进步，这个障碍也被电脑扫除了。还记得那时《北京文学》的编辑部在和平门的地下室，我去那里聆听过教诲。当时就觉得写东西好像也不难，人家能写我也能。当然这肯定是因为那时候其实还不会写东西，真上了道儿才知道难在哪儿。
《瞭望》：你高中时就能在《北京文学》这样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小说，无疑算是很早慧的作家，一般来说像你那个年纪的城市青年即使写作，或许会写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等，你却走了一条可以说更艰难更有使命感的纯文学道路，是什么决定了你这样的文学风格？
石一枫：可能还是个人趣味吧，小时候什么书都看，自己也能看出什么东西智慧含量高，什么东西水。也知道有的东西得仰着头看，有的东西得弯着腰看，看着看着真能把你气乐了。然后自己就想，以后要是也写东西，得尽可能地别让有见识的人笑话。当然也包括上大学和工作的经历影响。在学校里念的就是中文系，那个年代的那个环境还挺“言必称希腊”的，看个盗版电影都得挑各种有讲究的，从艺术到思想深刻的，更别提文学了，不啃两本卡夫卡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上班以后又编文学杂志，虽然也提醒自己别太矫情，不过经典的标杆在那儿摆着呢，就是80年代以降纯文学的那个路数。现在其实可以说，这基本就是一个被精英文化给塑造了的经历，当然，与我自己对文学的认识也相吻合。再一个方面，我觉得这样去写，写作的自由度也更大。
《瞭望》：你在《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特别能战斗》这些很有名气的小说中塑造了不少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你是如何“发现”这些人物的？
石一枫：应该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观察生活吧。生活里总能遇到让你印象深刻的人，你把这些人写下来，想来也能让读者印象深刻。
至于说小说的写法，现在倒也没必要说哪种更新哪种更旧，归根结底没准都是前人尝试过的，我们往往只需要找到适合于自己的那个路子就可以得心应手地写自己所想表达的。有人愿意从结构入手，有人愿意设计情节，我的习惯是比较重视人物。当然这也不是说把人物临摹下来就完事儿了，还得琢磨人物的来龙去脉，想想每个人物和时代的关系以及对时代的意义，说到底还是得对生活有态度。
印象挺深的是《特别能战斗》这篇小说，原来就是那种特有精力、特有战斗意志的北京大妈让我觉得挺有趣的，但也没觉得这种人物多么适合写成小说，后来才发现，原来从这种大妈身上能看出新旧两种体制的错位，那么写下来似乎就有点儿意思了。
另外我们对人物的认识又是变化的，它本身就在向复杂的方向发展。比如老舍写《二马》，当时肯定觉得老马是落后人物，小马是先进代表了，可放到今天看，小马这种人其实挺乏味的，倒是老马能够在不经意间戳到时代的敏感点。我的小说《地球之眼》也是这样，里面有个坏人叫李牧光，写的时候主要让这人代表了资本之恶，但后来又想，这种人是不是也有着他的情怀乃至无奈呢？到有朋友找我商量改编影视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李牧光最好能写出点儿悲壮感来。
人物越琢磨越复杂，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复杂吧。
《瞭望》：随后你又写了《心灵外史》《借命而生》这样的小长篇，小说的内容似乎和你本人的生活拉开了距离，这个变化是如何形成的？
石一枫：此前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那些小说，确实和我的生活距离挺近的。比如里面老有一个游手好闲的文化混子，在好多人看来作家和文学杂志的编辑似乎也就那样儿。不过也是个自发的过程，一个作家老是写一个领域的事儿，自己可能先烦了。有句话说人一辈子真需要面对的也就是身边那几个人，确实，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面对同一拨人，这固然让我们觉得安全，但要是在写作中也这样，那写作的意思也就不大了。既然干了这事儿，那就总想写点儿新鲜的。当然要写那些原本自己不熟悉的人物和生活，或云拓宽题材，这又是个相对自觉的过程，该下的功夫还是得下。我们编辑部的老同志就总结过，中国作家有很多都是经历型的，写自己的经历得心应手，经历以外容易抓瞎。怎么和自己感兴趣但又不熟悉的人物建立通感，了解他们的想法和状态，再把他们尽可能看起来像地呈现出来，这对我来说也是个坎儿。比较令人欣慰的是，我貌似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想法，这也让我有了再把写作进一步拓宽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