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医智慧润西医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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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委员、脾胃病科主任 王韶华
作为一名从事临床20余年的消化内科医生，我的日常工作早已被胃肠镜、病理报告、抑酸药、抗生素所填满。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习惯于用“幽门螺杆菌（Hp）感染—炎症—萎缩—化生—癌变”这一现代医学的线性逻辑解读胃部疾病，尤其是慢性萎缩性胃炎（CAG），总觉得唯有精准的检查数据和标准化的西药方案，才能给患者最可靠的治疗。直到我参加了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的第一批京津冀西医学习中医高级研修项目的学习后，固有的临床思维模式被彻底重构，我开始尝试用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钥匙，解锁现代消化内镜下的微观世界，也在临床实践中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疗效与感悟。
在学习中医经典之前，我对“脾胃”的理解仅停留在解剖学上的胃和肠道，总觉得中医“脾主运化”的理论过于抽象。但西学中的第一课，就让我对“脾胃”有了全新认知——中医的“脾”并非单一器官，而是一个功能集合体，核心在于“运化”与“升清”，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提出的“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也不再是我曾经认为的夸张表述。面对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乃至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常伴有的焦虑状态，这句话有着极强的解释力。现代医学认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主要病机是胃黏膜腺体减少、黏膜变薄，而在中医视角下，这不仅是局部组织的萎缩，更是“脾气亏虚、胃阴不足”导致的“不荣则痛”和“胃失濡养”。这种理论上的贯通，让我在临床中开始转变思路，不再纠结于是否加用抗氧化剂或叶酸，而是思考如何通过“健脾益气、养阴和胃”改善胃黏膜的微循环和营养状态。
西学中强调“四诊合参”，而消化内镜无疑是现代医学最直观的“望诊”工具，如何将内镜下的表现与舌脉证候相结合，成为我实践中的重点。此前，我曾接诊过一位58岁男性患者，主诉胃脘隐痛反复5年，加重伴纳差1个月，胃镜检查示胃窦部黏膜红白相间、以白为主，血管透见、黏膜变薄，病理活检确诊为中度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轻度肠上皮化生。放在过去，我会直接根据检查结果，处方标准四联疗法（若Hp阳性）加胃黏膜保护剂，但经过西学中学习后，我尝试用中西医结合思维分析病机：内镜下的“黏膜变薄、血管透见”对应中医的“胃阴枯竭、气血不荣”，而患者面色萎黄、神疲乏力、舌淡胖有齿痕、苔薄白、脉细弱的体征，则指向“脾气虚弱”。于是，我确立了“健脾益气、养阴活血”的治则，在常规西药胃黏膜保护剂基础上，加用香砂六君子汤合益胃汤加减。经过6个月治疗，患者复查胃镜时，原胃窦部苍白区域明显缩小，黏膜色泽转红润，血管网模糊，患者也自觉食欲大增、体力恢复。这次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中医的“补法”并非安慰剂，它或许在分子层面，真正促进了胃黏膜的修复与再生。
除了慢性胃病的调理，在一些重症病例的治疗中，我也尝试融入中医思维，收获了新的启发。在重症消化疾病抢救中，现代医学的标准化治疗是基础，但有时会遇到单一西药难以突破的瓶颈。此前我曾接诊一位重症患者，在常规西药治疗效果不佳、陷入治疗困境时，我结合患者的中医证候，尝试加入中药辅助治疗，最终帮助患者顺利渡过难关。这次经历让我进一步明白，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1﹢1”，而是在关键时刻利用中药的多靶点效应，破解单一西药无法解决的临床难题，为治疗提供更多可能。
这段西学中的历程，不仅让我掌握了中医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方法，更让我构建了全新的临床诊疗范式。诊断上，我不再只关注胃镜、病理、幽门螺杆菌检测这些“形”的层面，更会重视患者的症状、体质、情绪这些“神”的表现，唯有“形神合一”，才能做出全面准确的诊断。比如面对巴雷特食管（BE），我除了关注其长度这一“形”的指标，更会关注患者是否有反酸烧心的“热证”或胸骨后闷痛的“气滞证”。治疗上，我确立了“急则治其标，西医疗法为主；缓则治其本，中医疗法为辅；疑难杂症，中西并重”的策略：对于溃疡出血等急症，毫无疑问首选内镜止血或手术；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功能性胃肠病、肠易激综合征等慢性病，充分发挥中药调理的优势，帮助患者改善生活质量；对于一些棘手的临床问题，则借助中药的独特机制实现“破局”。
西学中对我而言，不是放弃现代消化内镜技术和循证医学证据，而是为这些技术和数据注入人文温度与整体视角。如今，当我再次手握胃镜，看着屏幕上那片萎缩的黏膜时，我看到的不再仅仅是腺体减少，而是一个需要气血濡养的生命体；当我面对患者时，我手中的治疗方案里，既有西药的精准靶向，也有中药的整体调理，多了一份应对复杂病情的底气。
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也是我作为一名消化内科医生不懈追求的方向。我深知自己仍需不断学习、夯实基础。未来，我将以更虚心的态度钻研中医古籍经典，同时紧跟现代医学前沿，努力让古老的中医智慧在解决现代消化病难题中发挥切实作用,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医疗服务。